专访丘成桐:行政不干涉学术研究 学术环境就会干净一些

  特约记者 方玄昌 黄月HY
  来源:界面新闻

  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27岁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哈佛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双料”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就是丘成桐。

  他关注教育与华人数学事业,近20年来,不仅发起组织了全球华人科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数学家大会,请来当代一流大数学家参与评选“晨兴数学奖”,成立了华人数学家联盟,还为华人中学生及本科生做了一系列数学竞赛,期望加强国内数学的基本训练和水平。他愿意花时间在年轻学生身上,也很欣慰看到年轻人才在国内数学研究取得更多成就。

  10年前,丘成桐曾公开揭露北大数学系教授、自己的学生田刚抄袭,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有过严厉批评,自己也受到攻击。10年后再谈到国内的学术环境,丘 成桐认为,“学术环境主流在变好,只不过变得有点慢,不像我们期望得那样快。”

  在第七届华人数学家大会期间,界面专访了丘成桐。当我们谈起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学术届造假事件频发,丘成桐依然如十年前一样仗义执言,“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如果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生活在中国,“他们不但是重要的科学家,还有可能当上了大官”。丘成桐希望中国学术界能认真对待“真”和“假”的问题,“否则科学无法进步,科学是求真的,大科学家学术作假是不可容忍的”。

  界面:在这一届晨兴数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你多次强调了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性。

  丘成桐:数学是抽象的,不过不能脱离大自然的结构,这个结构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规则。有时候太过抽象是没有用的,“用”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用处或用法,而是指一个数学结构本身要有更深入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时,希望这是一个大潮流的起源,以后能够滔滔不绝产生新的学问。假如数学离开大自然,单纯从 想象中来,这是不够的。就好像《红楼梦》不仅深入人性,而且对社会的观察十分细微,对社会的描写与我们内心的感受不断互动,所以三百年后,我们依然觉得《红楼梦》是十分有意义的作品。可能一些武侠或神怪小说起初读来蛮有意思的,但想象力用完了,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这与数学很像,一些定理最开始看起来很有趣,可是它与大自然的整体没有什么接触,慢慢就消失不见了。好的数学是要跟大自然相关的,大自然具有很丰富同时很严谨的结构,而人类的想象力不及大自然自身丰富,对于数学、物理,甚至文学来说,都不能离开大自然的真理。

  界面:在华罗庚那一批人之后,中国数学研究一度有式微的迹象,你认为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丘成桐:第一个,大批中国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出国,留下做数学的人少得多了。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选择下海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了小孩子和家长的一些认知,觉得赚钱更重要,功利心太强,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这也很大地影响了学问的进步。

  界面:从这次数学家大会和年轻数学家的涌现来看,中国当前已经走出数学研究的低迷或困境了吗?原因在哪里呢?

  丘成桐:中国正在慢慢走出这个困境。坦白来讲,原因是中国现在有钱了。没钱是不可能做学问的。很多人说在最穷苦的时候也可以做学问,最穷苦时,你可以做基本学问,但是尖端学问的研究者是不可能花太多时间来为家庭温饱发愁的。从古希腊一路到近代,伟大的数学家基本是不愁衣食的。国运兴,数学兴;反之,数学兴,国运也会兴,数学发展对科学技术来说太重要了。

  界面:之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中小学生数学基础比美国好太多,这是一种自我陶醉。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丘成桐:这是我15年前讲过的话。在改革开放中期,也就是大概20年前,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都遇到了很不好的教育环境,急功近利很严重,学生不想念书。但这十几年来有很大进步,比以前好得多了。15年前,北大的几个学生到了哈佛,最基本的博士考试都考不过,有考零分的,比较好的学生也考不及格;现在不一样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考哈佛的博士资格考基本没有问题,也可以拿很高分数,说明国内的基本训练比从前好太多了。

  界面:十年前你曾经揭露自己的学生田刚教授有学术不端行为,同时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有过严厉批评;最近这十年来,你觉得国内的学术环境有好转迹象吗?

  丘成桐:西蒙・唐纳森(Simon Donaldson)是当代数学大家,他说田刚抄袭了他的重要论文,但田刚坚持否认。在很多人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的文章搬过来才是抄袭,其实,挪用别人的想法就是抄袭。田刚是我的学生,假如我不指出他的问题,别人也许会以为是我在帮他做一些坏事。全世界许多专家对这件事情都很不高兴,可田刚在国内还是没有遭到处罚。中国还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抄袭不是重要的事。如果重要科学家抄袭而不受到惩罚,其他人会跟着走,因为抄袭是最简单快速的方法。

  田刚很懂得如何拉拢北京大学和一些院士,在数学院士选举里,田刚和北大掌握了大部分票数,所以到后来,谁要得罪了田刚,是肯定做不了院士的――这就变成了一种接近黑社会的性质。

  国内学术风气的确不好,但总的来讲还是在进步。原因之一是很多留学的学者愿意回国了,他们的父母不再像五六年前一样,觉得回国是丢脸的事情。国内学术环境主流在变好,只不过变得有点慢,不像我们期望得那样快。我们有一批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好的。

  界面: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学术圈的造假事件频发,而鲜有得到恰当的惩处者;许多包庇行为来自学术机构本身,甚至是政府机构。甚至,一些已经被揭露的造假者依然还在呼风唤雨。问题出在哪里?

  丘成桐: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中国,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往往利用一些政治手腕来压制或抬高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应当的。媒体不懂学问,政治家也不懂学问,何苦要掺和科研本身呢。中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只要领导讲过某个人好的,别人就不敢再说他不行,因为领导讲的话总不能错。比如当年田刚也受到了吹捧,可是他的错误和问题被指出之后,这种吹捧并没有被收回。

  中国学术界应该花更多时间在改善学术环境上面。十几年前,美国科学院要从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的许多科学家里选拔海外院士,我在评审委员会里面。当时,韩国的黄禹锡做出了克隆狗和干细胞系等成就,我们认为他是其中最好的,打算选他作为海外院士。后来看到新闻,韩国政府指出黄禹锡的研究有一系列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撤掉,海外院士没有给他。韩国政府本来是捧他的,可一旦发现他存在学术作假,荣誉立即收回。对学术作假不予容忍,是很重要的事,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也是一样。如果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生活在中国,我想,他们不但是重要的科学家,还有可能当上了大官。

  中国在真和假的问题上一定要把持住,否则科学无法进步,科学是求真的,大科学家学术作假是不可容忍的。无意的作假还可以原谅,比如实验室里有个博士生作假,而科学家本人作为实验室带头人,他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另做讨论。但是明知故犯地作假,得到好处,并且拒绝道歉,政府还因为这样造假的成就而提拔他,这非常不应该。

  2006年,上海交大出了一个“汉芯事件”。1月份,所有的作假证据已经在网上曝光出来,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作假。而在当年4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在用很大篇幅吹捧“汉芯”,这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一直到6月份,他们才报道了作假的消息。据我所知,“汉芯”作假这件事情到现在依然没有受到法律惩罚。

  界面:从学术圈的角度,我们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学术造假?

  丘成桐:学术界自身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行政不干涉学术研究,学术环境就会干净一些。政府官员不要无缘无故地拔高和吹捧一些学者,应当由学术界自己做出决定,然后呈现给政府看。学术的归学术,学术的荣誉大家自己晓得,并不需要有人吹捧。中国的同行评议机制太差了,中国最顶级的科技大奖常常都受到嘲笑,很多人不服气。如果科技大奖都到了一个连学术界也看不起的地步,这样的奖项还有什么意义?

(XYS201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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