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科学素养

作者:小树

  转基因的安全性在欧美发达国家早有定论,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不安全的,即可认为是安全的。但是在中国出现一种怪像,本属于科学争论、学术争论的范围,却要靠政治家来下定论。如科普作家方舟子所说,大众考虑到的问题科学家考虑到了,大众没有考虑到的问题科学家也考虑到了,公众不要自以为比科学家更牛。今天在和政治学同学聊天,发现他们对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很崇拜,于是乎,我想 看看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科学素养怎么样,我就尝试搜搜他对转基因的看法。

  《俞可平: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3120596532.html, 看看这位对中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是怎么看待转基因的。以下为摘录引用:

【科学和政治或者说知识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如何看待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也应当是区分一种文明的重要特征。因此一点都不奇怪,有些政治的东西科学在影响它,政治离不开科学。反过来讲,更多的科学问题是政治在影响。】

  是啊,政治和科学密不可分,这是中国特色吧?!在我的认知里,在欧美发达国家,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两者是分开的(虽然界限不那么明显),科学探讨的问题应该由科学界、学术界探讨,政治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反而在中国却是过多干涉科学发展。我对政治学家们用“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任何事情才是一点都不奇怪,有的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的东西,都可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我们就说这些天,中国网上争论最热烈的转基因话题。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最初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人口增长这么快,粮食不够了怎么办呢?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使粮食产量成倍增加,不受自然病虫害的影响。他们的出发点很好,对人类是一个福音。但是转基因技术有很多不确定性,人吃了以后,今天没有影响,明年没有影响,五年以后呢,十年以后呢?老鼠试验了没有影响,对人呢,没有影响吗?因为有些是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政治的影响就来了,所以转基因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了。像这样重大的科学议程,政治要参与进去,要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科学问题,光靠科学解决不了转基因这样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虽然、但是”结构,“虽然”XXX是好的,“但是”XXX。这会对普通读者造成一种作者很公正的印象,如果对不假思索的公众,会接受作者的前提条件,进而顺带接受了作者对转基因的看法。有一次方舟子在推特中说道,很多中国成人连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都分不清,我当时非常惊讶,在社会中不是有很多人自认为自己很成熟和稳重,办事很牢靠吗,怎么连这个都分不清。从俞可平的观点来看,显然作者把事实和观点弄混淆了,作者在肯定转基因技术可以使得粮食成倍增长的前提下,没有弄清事实(即认为转基因五年、十年是否会影响的事实),然后下了一个结论,转基因是不安全的。

  本来是科学的争议,向公众澄清、解释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需要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是强调这个问题非得把民主牵扯进来吗,又要发动广大群众吗。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平等问题,它是至上而下宣传的,政府部门有职责来宣传、解释,这是公众有疑问向上层请教,而不是公众把自己的观点与主流观点要求对等交换,这样的交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属性就不是用来交换的,因为科学家本身必须对科学问题负责。宣传的工作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宣传部门的责任,不是科学家主要责任,科学家可以科普和宣传,但科学家只对自身本职工作负责,对科学的数据、过程、结果等科学本身问题负责。

【权力离不开科学,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更加紧密。 在中国,科学家和政治家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谁也离不开谁。政治家需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先进的观念、更好的管理技术、更合理的决策,还要得到合法性的主持;而科学家要从政治家那里得到更有利于他的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政策,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还需要从权力里面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所以二者相互需要。你要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

  是啊,政府真是万能的,啥都要管,科学家要想科研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科学要向权威低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的,政府的手伸得够长的,说得很直接,都是“相互需要”。中国特色是,科学离不开政治,是真事,说政治离不开科学,我看也未必。就算“先进的观念、更好的管理技术、更合理的决策”到了政府决策部门手里,还不是最后自己拍板。

【对科学不能迷信。我们对科学不仅是一种信仰,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一点迷信,认为科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甚至认为社会发展当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科学的特性非常明显,它讲普遍的规律,讲统一的模式和严谨的逻辑。总之,科学讲理性。对人类现代化来讲,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尤其需要科学。但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除了这些理性、规律、模式以外,我们还需要个性化,还需要艺术,还需要多样性。我们从这些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可以看到,科学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它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这些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甚至你在北京的五星级宾馆里面,你都不知道是在上海还是纽约还是柏林。这就是科学,什么都是统一模式的,什么都讲规矩,这么做的代价是我们的城市没有个性,特别是有些城市为了符合所谓的科学逻辑,把很多文化都破坏了。】

  “对科学不能盲目迷信”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是现在对科学很盲目吗。也许是到处都用“科学”所以才导致了“科学”不能盲目迷信,比如什么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科学执政,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把科学乱套了,肯定让公众“盲目迷信”,科学的定义,就算按官方哲学来说,科学本身就是客观的、本质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起作用的,这才叫科学,而不是贴一个标签就是“科学”。对科学的“迷信”,是谁迷信科学了,是科学家吗,科学家从来都是解决有限的问题,在可靠的范围内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从来没有哪个科学家会自认为“社会发展当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要么是学术混混,要么就是骗子。作者的前提和结论,明显不搭边,前提是对的“讲普遍的规律,讲统一的模式和严谨的逻辑”,但是 认为社会的发展在“理性、规律、模式以外,我们还需要个性化,还需要艺术,还需要多样性。”这不是说了,不仅有科学规律,还有科学规律之外吗,不是说“个性化、艺术、多样性”是在规律之外吗。这是哪门子的“科学规律”,分规律内、规律外。

【没有思想和科学的复兴,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没有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做不到的。】

  作者看到了,国家想发展需要靠人文和科学,但是国家想发展是你定义的人文和科学吗。方舟子说过,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蹩脚的,说得很对,连被称为政治学头号人物、大师的都这么没有科学素养,还指望其他政治家们有多少科学素养。

  俞可平是对政治学的人有权威、有影响、有地位的政治学人物,他利用自身 的权威和话语权是会对新一代的政治学学生、老师产生很大影响的,在他们心中,俞可平被奉为大牛、大师、政治学头号人物。他们对大师的崇拜早已经超过他所带来的知识,这种崇拜感产生社会地位感,认为掌握了一套话语就能够改变中国。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的知识越多,他就会越感到恐惧和不安,对各种问题感到素手无策,感觉自己无知,感觉自己知识的狭隘,只敢在自己的领域内发言。如果一个人的知识越少,他就感到越自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任何事情都不怕,对任何事情都可以下定论,“只要这个问题搞懂了,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在哲学家眼里,都可化为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方舟子说过,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要指望神学家、哲学家去解决。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懂了哲学的人治理中国,虽然很厉害,但可见科学素养还是不高。在我和这位同学的聊天中,看他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春光,我的内心却是忧愁和苦闷,真是鲜明的对比。唉,我自叹不如!

(XYS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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