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话题中的科学与民主

  作者:姜韬

  (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12月6日转基因科学传播座谈会上的发言)

  科技是引领社会变革的。不管在什么年代,在文化昌明的时候,或是在法西斯猖狂的时候,科技都是走在社会前面,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要随着科技发展作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是两个方面的调整,一个大方面就是观念方面的调整,包括公众的,媒体的,甚至我们管理人员的科学素养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还有就是对科学成果推广的时候一些管理方面的调整。

  对于人文社会学者,我的建议是首先了解和学习科技成果,然后才能很好地对其研究、批评和建议,这个次序不要搞错。现在看来,参与转基因讨论的一些人士搞反了。

  人文社会学科的人士参与转基因话题的时候,他们都隐含着或者公开说明一个概念:转基因不确定。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依据,这个依据从来都没有成立过。

  第二是转基因伦理的问题。

  第三是转基因和民主的问题。有些人士刻意在转基因话题中设法在树立一种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状况,这是荒谬的。

  第四是围绕着所谓知情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于2010年5月16日举办了以“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价与决策”为主题的“第一次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这个学术规模比我们这个规模大得多,规格也非常高,叫做第一次当代科学与社会论坛。

  我把这个论坛上面一些代表的重要发言大概归纳了一下。这里需要强调下,这些观点恐怕不能代表他们现在今天的观点了,因为他们当年在学术上是很认真地弄出了这么一些文章,但是现在恐怕很多人已经销声匿迹不会再承认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太追究他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他们当年的观点,白纸黑字是很清楚的。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指出:既然转基因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注意他把这个作为共识了,实际上科学家们认为转基因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才会有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的说法),那么就必须有非科学家参与有关转基因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通进教授以“从预防原则看转基因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为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真真研究员以“社会语境下的生物技术”为题,“应该建立民主的商谈机制,以此来化解差异性的冲突,实现差异性的认同。”

  这个活动没有科学家参议,从知识结构来看好像这些学者并没有真正搞明白转基因,而且到今天,这些学者的转基因知识还没有任何进步。

  转基因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同意。然后“科学家和科学是靠不住的”,这个就有点问题了,科学靠不住,还有什么靠得住?如果说科学家靠不住,勉勉强强,我们有做的不够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接受,我们靠不靠得住也要靠事实说话。然而,他们关于转基因的结论就出来了:转基因需要扩大社会参与。

  这个地方还隐含了一条,就是实际上他们不仅仅不信任科学界,也是不信任政府的,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和结论:转基因的结论不确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民众参与。

  搞民众运动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已经被历史证明了。这些学者开这个会要达到什么目标,大家都很清楚。第一点,他们在转基因问题上,要否定科学家的第一话语权,就是抢话筒的问题。第二点,他们要试图证明转基因领域要有他们的发言机会。这个第二条我们是同意的,没有反对。但是第一条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第三点,是要制造和维持一个虚假的争议状态,引起社会多元参与,甚至引向意识形态的斗争,吹大这个学术泡沫。只要国际社会对转基因问题有争议,他们就可以随时参与,随时发表一些言论。所以这个第三点就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人文社会学科精英们就是这种认识水平,那么社会上转基因的状况参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把转基因的学术泡沫抹去以后,剩下的只是谣言。

  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比如说2013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我们有这么一篇很重要的,甚至是重量级的一个文件,在社会上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转基因的科学家们看了以后影响非常大。我需要说一下,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研究行为的这么一个倡议,讨论稿到发表,转基因科学家们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这在以前的科学活动行为中是很少发生的。与此相对的例子,前几天我们刚刚看到,关于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三家科学机构官方组织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组编辑的这么一个峰会,这个峰会还发表了一个明确的声明,这个声明显然是第一线科学家在一起参与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是世界各国各个学科广泛参与制定的,而具体操作上则是专业科学家讨论制定。而当年这个转基因讨论活动和今天这个峰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我想强调这其中三点。第一,它在第三条的社会责任部分,它要强调这“不要受各种潜在利益的影响,谨慎对待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研究”――这是要提醒科学家,你做研究可以,要做推广就要慎重。

  某些人一旦来谈论科学问题,往往把领导的话拿来进行重复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领导已经发表了方针政策,你是做贯彻的,科学家眼巴巴等你告诉我们现在还哪里不慎重了,我们还要怎么样才要慎重,这两个问题他们一个都没有回答,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回答。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产业化,包括像朱作言先生,你看了这个,就不敢找公司去了,人家告诉你慎重,你不知道怎么慎重,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那还是不做了。

  第二个请看里面的第四点,“如果无法判断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应主动与同行”,最具亮点一句话出现了,“必要时,与人文社会学者进行探讨”。意思清楚了:最关键的问题,要请人文学者把关。

  第三个我要强调,他们还是强调向社会公开相关研究,这个我们同意,没有问题。“保证公众了解研究的基本目的、进展和结果”,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难度很大,与做研究相比,我们做科普不如做科普报道的专业记者和科普作家更专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知难就要退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我们也是同意的。但是社会监督需要一个有序的机制来保障,是需要能操作的,可它又没有讲如何做好有效的社会监督。

  公布了这个倡议以后,至少我身边做转基因科学的同事感觉压力非常大,找不到方向。所以,人文学社会学者的针对转基因的工作甭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他们是有成就的。

  再一个,由于这些现象出现,转基因的异化自然出现了,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说这一点了。

  我这里说一下反转舆论质疑的核心理由,一个是转基因不确定,第二个是科学家有争议。转基因不确定的疑问,我们在其他场合都作过一一的解释,转基因不但作为食物安全性是确定的,而且对于环境的安全是确定的,政府也不会把不确定的东西给公众去吃,这一点大家还要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和常识的判断。

  至于科学界有争议,这个问题经不住追问:请问科学界谁跟谁有争议?一看是外行和内行在争,那就不叫科学争议了。专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口水,也不叫科学争议。

  第二个,再问他一句,转基因领域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科学问题,那么这个混淆的说法自动就被消解掉了。

  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一下。

  现在人类的起源领域还是有争议的。科学研究是有一定共识和成果的基础上才发现有新的进展。智人演化自直立人,后者起源于200万年前的非洲,这没有争议,是定论。争议在于,是各地的直立人分别演化成了智人,还是一支直立人演化成所有的智人,而其他的直立人消失掉。

  左边这张图表明多地区起源说:各地的直立人在各地演化成了智人。右边这张图是单起源说,走出非洲说:来源于一支非洲的直立人演化成了智人,而其他的直立人已经消失掉了。通过分析发现,直立人中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很少部分渗入智人基因组中,这个事实其实已经基本可以认定第二种学说是对的。

  当然出现了新的证据,这个蓝线是第一次直立人走出非洲的状况,这是根据分子生物学得出的观点。第二次,又从非洲走出一支由直立人演化成智人走向世界各地的。

  10月15号,我们中国学者刘武、吴秀杰等报道在湖南的道县发现了智人的化石,这个化石是智人,而且推断年代有好几种方法都表现一致,大概推断8-12万年左右。而按照分子生物学推断的结果是中国的土地上,大概6万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智人,现在化石结果8万年就出现智人了,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矛盾需要解决。

  科学是非常严谨的,大家看到面对这个科学争议,科学家在民间通过媒体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了吗?没有!没有说让大家广泛参与,也没有请人文学者把把关。我们科学家干什么,找证据、做实验,这个就是科学真正解决争议的方法,而不是争执不休。

  同时,大家看到对于现代人类起源这一个确定的科学问题,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及其研究纲领在深入参与:一个是传统文化历史考古研究,另一个是过程考古学,后者基于分子人类学,遗传考古学方法。两个科学共同体和研究纲领完全不同,但最终科学结论必须一致。

  我们看到了,针对同一个科学问题,各种相互独立方面都可以自由参与研究,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中的民主。它跟科学结论的一元性是统一的。

  科学与民主从来是同源相伴的,试图通过扩大外行的参与,否定科学民主一致性的企图是荒谬的,也注定不会得逞。

(XYS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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