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人的职业精神和民主政体对军队的约束

  作者:程鹗
  来源:米帝迨

  1861年,美国处于危机之中。林肯当选总统后,最南方的七个州相继宣布独立,内战迫在眉睫。南北两边都在极力组建、增强自己的军队,网罗有能力的将领。有意思的是,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身上,希望李能加盟自己这方做军队统帅。

  李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对墨西哥战争中崭露头角,是当时军队中的新星。他本人并不赞成南方的独立活动,曾表示过宁愿解放全部黑奴也不愿分裂国家。但在国家正确实地走向分裂之际,他作为军人的最终态度却是忠诚于他的弗吉尼亚州:州政府选择哪一方,他便是哪一方的军人。而弗吉尼亚州的选择由该州的人民和政客决定。

  那年4月,弗吉尼亚州终于决定从联邦独立,加入南方的叛逆邦联。几乎同时,北方政府决定授予李将军军衔并委任他为保卫华盛顿市的总指挥。李婉拒,黯然独自离开了北方的首都,回到弗吉尼亚担任了那里南方军团的总指挥。在内战初期他屡屡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南方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如果他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北军的首领,南北两军的战斗力此消彼长,美国内战的旷日持久和残酷都可能大大减低。

  李将军在国家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个人的命运完全交付于州政府的态度虽然不无争议,却是军人服从文官的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此相应,南北两个政府均对他委以重任,丝毫不怀疑他的立场是否可靠,也是对这一职业精神最充分的信任和回报。

  美国军人的职业精神传统根深蒂固。美国最早的正规部队是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其建军、预算和战略决策都由当时的临时议会统一号令。从总司令华盛顿以降的各级官兵虽然每每对议会的官僚牢骚满腹,但没有人会公开违抗议会,实行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人的职业精神要求他们必须服从代表着人民意志的议会。

  当然,仅仅靠个人职业精神的约束也是不够的,因为总会存在着诞生个别野心家的土壤。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几乎一致认为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规的军队是对民主制度的一大威胁。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坚持凯旋的大陆军官兵立即解甲归田,自己也辞去总司令职务。新的国家将只保留维持安全的极少的武装力量,只是在遇到新的危机时才临时召集成立军队应战。

  这一愿望很快落空。独立后的美国在全国各地仍然处于与当地的印第安人持久的拉锯和战争状态,临时组建的乌合之众无法应付印第安人的进攻,屡遭败战,证明了国家保持正规、职业化的军队的必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才能保证军队服从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呢?那只能在体制上尽量削弱军人对权力的影响和独占。

  首先,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召集和资助军队的权力属于代表民众意志的国会,而国会对军队的拨款一次不能超过两年。在美国拥有一支强大、昂贵的职业军事力量的今天,国会仍然每两年需要重新通过新的拨款法案。虽然基本上已经流于形式,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国会随时可以大幅削减甚至断绝军队的财源,用经济手段遏制军队的膨胀。

  其次,宪法又对军队最举足轻重的权力做了分权安排,规定由总统――而不是职业军官――担任全军总司令,对军队拥有最后决定权。同时,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却没有宣战的权力,后者属于国会。(这最后一条在近代却一直没有真正严格的实行。美国最后一次由国会正式宣战的还是二战。其后的诸多战事,包括越战,都不属于“战争”而是总统决定的“军事行动”,议会或者授权或者认可、默认。)

  除了总统担任总司令以外,美国法典还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文官担任。现役军人在离开军队之后必须等待七年才有资格以文官身份担任国防部长。此外,每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卫队)均由文官担任该军的部长,也是最高统帅。各军种的最高级军官以及由他们共同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只担任参谋和军事助手的角色。

  总统是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国防部长和各军部长则与其他行政长官一样,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方可上任。他们的选拔和任命过程完全独立于军队的影响,而他们的人选军队也完全无权干涉。

  在这样的体制下,民选的总统以总司令之威对军队有说一不二的支配力。内战时期,没有李将军的北方军队屡战屡败,畏敌不前。林肯总统接连撤换了三名总指挥才最终得以扭转战局。被撤换的将军虽然各有怨言,但无人能挟兵自重而抗命不遵。

  朝鲜战争期间,前敌总指挥麦克阿瑟认为要克敌制胜必须轰炸中国志愿军的后勤支援,包括中国东北。这与总统杜鲁门试图将战争范围控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冲突。麦克阿瑟将此分歧公之于众,以他在二战期间的战功和人气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和对总统的不满。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越界,必须撤换。在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时,那些麦克阿瑟的老战友们一致认为,从军队的立场出发,绝对不能在社会上造成误解,以为拥有二战胜利辉煌的美军已经不再能够接受文官政府的领导。于是,麦克阿瑟被撤职。他回到美国本土时受到凯旋般的欢迎,但很快如他在国会演说中所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褪色”――而褪入历史,美国国父们所建立的分权体制经受住了考验。

  2010年,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因为对政策不满在媒体公开嘲笑包括副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而立即被奥巴马总统召回,被迫辞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美国的总统不需要“杯酒释兵权”的谋略,他们有制度。

  美国历史上很多总统年轻时服过兵役,属于行伍出身。他们都是在离开部队之后以平民身份竞选,当选后忠实地平衡着文官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的双重职责。近代最为显赫的是二战时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他在胜利后以国家英雄的声望竞选,顺利入主白宫。但也正是这位几乎一辈子投身兵戎、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卸任时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二战之后急剧膨胀的军队和为他们服务的军工企业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和民众中有超常的影响力,是对宪法规定的军队受代表选民利益的文官控制原则的新威胁。可以说,这是国父们当年对军队的警惕在现代的回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艾森豪威尔的警示时常回响在政客的演讲、媒体的评论和民众抗议的请愿之中。这已成为美国人民――包括军队里的官兵――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须警惕军队权力的膨胀,维护民选政府的权威,从制度上保证军队接受人民的监督。

(XYS201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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