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科学知识分子

  (本文根据饶毅2015年11月24日在“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的发言稿整理,有删节)

  我是家里第五代知识分子

  无论是按照普通的定义,还是比较严谨的定义,我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近两个月,为了鼓励我的孩子学习自然科学,我挖出了一个家谱,说我是家里第五代知识分子,他们一定要成为第六代。

  我小时候跟着母亲一起长大。我母亲的太公是清朝的举人,我母亲的爷爷还是清朝的举人,曾是京师大学堂1904年―1909年的学生。我算了一下,我是家里的第五代知识分子、第四代大学毕业生、第三代大学教授。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中国最简单的、以大学教育程度定义的话,我肯定是知识分子。

  我主要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问题,也就是研究大脑是怎么形成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甚至眼睛是怎么形成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线路是怎么搭起来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研究分析人打架的时候用到哪些分子,单养动物打架为什么比群养动物多,还做有动物男女关系的专业研究,看哪些分子参与这些行为。

  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

  在研究教学之外,从1995年开始,我多次回到中国,参与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工作,包括科技教育的局部改革。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这是科学院体制改革的一个先锋。在2004年底,中国决定成立一个在所有体制之外的全新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请了王晓东教授、耶鲁的邓兴旺教授共同担任所长,我担任兼职的协助副所长。

  2007年,我全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担任院长,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是北京大学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学院部分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层次的全面改革。5年之后,任期已满,我认为主要的核心教师聘任体系和学生教育体系已经基本成形,便要求辞职。

  辞职的原因不是为了增加研究和教学时间,而是我认为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你不能只改革别人,不改革自己。一个学院要想完全改革,除了老师和学生的体系要改革,院长的产生体系也要改革。如果一位院长要靠自己永远站在这个位置上,来保证改革,这个改革是没有完成的。所以,院长一定要下来,才能检验整个学院的改革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地、真正能够长期维持。所以我认为,辞掉学院院长是我改革完成的必要的一步。凡是所谓改革,最后自己在那个职位不肯下来的,要么是自私,要么是对自己的改革没有信心。

  高考制度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

  除了我本职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外,我认为改革和文化同等重要,甚至文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改革是不能脱离文化而进行的。北大、清华、科大、复旦、浙大这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绝大部分研究所,从事理工科的人绝大部分已经对国际上的科研教学体系非常熟悉,在文化上大部分人能够接受,而且已有心理准备。所以也虽然会有一些阻力,但这些阻力在体制改革和文化的合力之下是很容易克服的。

  当文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改革困难是很大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每年夏天,在高考入学的时候,记者也会经常就此采访我。而我是一个理科出身的人,我公开批评的事情,都是我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凡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都不公开批评。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高考。按照我自己的分析,高考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也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民都有问题。高考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问题,其中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很低这个因素。而在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如果采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高考录取制度,就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我们全民都没有跨过腐败心态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有体制改革是做不到的。

  不在高校的人不一定完全知道,教育部有相当多的自主权下放给一些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但学校是不敢用的,只要一用,问题就大得很。这也可以很简单地说明,文化对于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文化基础,体制改革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下去了。

  30年前,我们的体制改革会比较有效,因为全民都有很积极的心态,有需要改革的共识,所以一些东西能够改革。当文化不到的时候,改革是很有限度的。

  我不是屠呦呦得诺奖的推手

  我一再否定我是屠呦呦得诺贝尔奖的推手,我坚决不接受这样一顶帽子。

  我和北医的老师带着研究生一起研究青蒿素和抗疟药的历史,这是一个科学史的项目,我们以科学和历史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认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们写抗疟药的研究历史,不是从屠呦呦写起,是从1940年代写起。第一个从中药里面拿到抗疟药化学成分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教授,他的外孙女是电影演员陈冲。张昌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美国进修,然后于1941年回到战争期间的重庆。我认为张昌绍这种才是“爱国科学家”,像我这种在中国和平时代回国的,绝对不能定义为“爱国科学家”。

  这让我想到了人文社科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季羡林。他在很多方面值得尊重,但却不能僭用“爱国”的称号。二战期间,季羡林留在德国生活,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但是,他曾在文章里说,他在德国的时候,因为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出现过吃不饱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时义愤满腔。当时,在美国药厂里已经有中国华人科学家工作,张昌绍大可留在美国大学的药厂里研究药物,可他回到了战争期间的中国,这叫爱国。如果留在那里不回来,千万不要在几十年以后,面对那些没有想到战争期间你应该怎么决策的年轻人,还说因为盟军轰炸德国,怪盟军有罪恶,害他没饭吃。

  再说回张昌绍。他回到重庆以后,发现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疟疾流行比较多,而当时大批迁到中国西南部的人,对疟疾抵抗力较低,所以疟疾对中国人和在东南亚打仗的西方军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治疗疟疾的药物叫奎宁,也就是金鸡纳霜。但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占领了,那里是全世界金鸡纳树最大的产地,所以盟军的抗疟药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美国、英国都在研究抗疟药,理论上是合作,实际上也存在着竞赛。最奇葩的是,回到重庆的张昌绍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抗疟疾药物。他在1940年代初从中药常山里提取了常山碱,1948年前后,常山新碱化学成分拿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工作。可惜的是,张昌绍在1967年在文革开始不久,就服药自杀了。

  用科学的态度还原青蒿素研究史

  要了解这样的历史,才能了解屠呦呦这样一位50年代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为什么在没有研究生训练的情况下,会知道怎么从中药里面提取化学分子。虽然张昌绍不是屠呦呦的老师,但屠呦呦的老师也是留学西方的老一辈科学家。文革期间,老一辈科学家要么自杀,要么受到批斗,但是当时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屠呦呦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是重复了1940―1947年张昌绍的工作,只不过常山换成了青蒿。之所以大家不知道常山,是因为常山有造成呕吐的副作用,而青蒿素副作用小,所以被大家广泛使用。

  在发掘和整理屠呦呦研究史的时候,我的研究生不仅找了她本人,也找了跟她有矛盾的其他科学家。而且要求查看原始资料,包括早期军事科学院对外开放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档案,我们历史课题组的研究生是除内部人员之外,第一个看到这些资料的。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青蒿素的历史,最后我们做出来的青蒿素历史,受到研究者们的公认,不管他是所谓哪一派的,也不管他认为自己功劳有多大,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是公平的。我们保持客观、保持距离,只是为了还原历史。在12月份准备出版的《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一书里,有几十个人的口述史资料,我们忠实记录了不同的说法,要求他们是不能用脏话骂人的。

  中国大多科学工作者是用科学吃饭

  在今天,科普主要是讲新的科学发现。如果对于新的科学,发现每次都是欢呼、都是颂扬,那就把科学的精神全部淹没掉了,把科学变成了中国工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做“知识分子”公众号,也是想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中国文化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跟我们科学传统极弱有关。一百多年前,我们引进科学的时候,西方当时对于爱迪生等科学家,也是以盲目崇拜的形式介绍的。但西方已经经历过那个阶段,现在,连西方文学艺术界也不会那样介绍科学。我们不仅把西方科学家过度地美化,而且把科学和科学家幼稚化了,把科学家描述成了很刻板的、刻苦献身的一些人。这种科学家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我猜想有可能出现过,但是中国人肯定都没见过,也没有真正了解过。

  而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绝大部分够不上科学家,绝大部分是用科学吃饭。甚至当选院士以后,也按照中小学老师和50年前的科普工作者的水平来扮演科学家。这样一个幼稚的形象对于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可笑的形象。这样的幼稚化形象整个矮化了中国文化,让青少年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认识出现了很大歧义。

  我支持转基因,我不是科学主义者

  如果中国的新闻记者都懂得科学研究是在批判过程中才最终得到结论的,就不可能有很多记者跟着一些人懵懵懂懂地反对转基因。我猜想,我们记者对很多国家重大问题发不了言、也不敢发言,太小的问题写着又没意思。转基因这个问题听着很重要,国家又不会管他们,所以可以去做调查,用报道转基因作为自己参加伸张正义的方法。

  我连对高考都不敢发言,为什么敢公开说目前转基因做得是对的?是因为我了解转基因。但我并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我并不认为科学进步可以不受道德束缚。

  比如说,今年广东有个医生对于人的性细胞进行了基因改造。他所用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外国科学家发明的,发明这项技术的两位外国女科学家大概会得诺贝尔奖。可是,该技术用于什么目的、什么地方,是需要科学界和社会来参与讨论和约束的。

  我认为基因修饰可以用于治疗目的,修饰我们体细胞,基因修饰也作为科学研究,可以用于动植物任何细胞。但是,我反对基因修饰人类的性细胞。性细胞跟体细胞有差别:体细胞是你个体的,修饰了你的皮肤细胞,你儿子的皮肤细胞不会改变;而性细胞会通过你以后结婚生子传下去,在群体里扩散,产生长期影响。所以,我认为能不能修饰性细胞一定要国家立法决定,不能说没有立法与讨论,科学家、技术人员就偷偷地做。

  一方面,我支持经过世界检验、国家批准的转基因作物或者动物投放市场,另一方面,我反对新技术对人类的性细胞在没有讨论、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技术先行。这种态度左右开弓,原因是我们要保持科学的精神,我们要考虑到科学和社会责任。

  我认为,科学家可以在知识上对社会有所贡献,更要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社会里表达意见。

(XYS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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