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教会我们如何验药

  作者:方玄昌

  衡量一个国家在尖端科研方面综合实力的指标有许多,但最直观的一个,恐怕非该国所拥有的诺贝尔科学奖的数量莫属。正因如此,我们企盼中国本土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已经有几十年――当然,对于诺奖的酸葡萄心理也已持续几十年。

  然而,当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莅临,我们却遭遇到诺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尴尬。纵观屠呦呦获奖后的国内舆论,不可思议地,居然是“反思”多于庆贺。这些“反思”有的在理有的无理;而真正让我们不能那么痛快庆贺的因素则只有一个:当年依靠人海战术发现青蒿素的方式和途径均不可复制;正因如此,中国主流科学界对此次获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低调,他们清楚,四十多年前做出的这项成就,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已经打好了足够牢固的基础、并在学术水准上迫近或达到了诺奖高度。

  唯一为之狂欢的是中医药界。他们把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中医,并将此作为中医“伟大”、传统医药是一座“宝库”的依据。诺奖评审委员会发言人强调“这次诺奖不是颁发给传统医药,而是颁发给受传统医药启发而做出的发现”;如果我们细究青蒿素发现的过程――那是针对中药有效性第一次真刀实枪的检验,第一次严肃的“验药”――则可以清楚发现它与中医药的相关性极弱,甚至于说“受之启发”都略有勉强。最早提出“废医验药”主张的方舟子对此有系列考证文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青蒿素的发现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没有任何关系;

  青蒿素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黄蒿素”,因为它来自中医弃之不用的黄蒿(臭蒿),而中医选择入药的青蒿(香蒿)中则不含青蒿素。即便取用黄蒿,依据中医药的用法,无论是煎服还是浸水绞汁服用,均不能治疗疟疾。起名“青蒿素”、以及现在将黄蒿也改名为青蒿,纯粹是为了让中医药与这项发现沾亲带故而削足适履;

  当年以人海战术地毯轰炸式的“验药”,检验了中医古方中记载的所有号称能治疗疟疾的草药,结果无一安全有效(更早时发现具有抑制疟原虫作用的常山,因毒副作用过强而失去应用价值)。

  如果尊重这些基本事实,人们不难看清,发现青蒿素的过程无疑是有史以来对中国传统医药提出的最严厉的一次挑战,它原本应该引发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性对待中医药这座“宝库”?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这场“思考”并未发生;最近十几年来由方舟子、张功耀等人发起的“废医”运动与当年青蒿素的发现无关,且仅发生在有限的学术界及民间(科普界)。屠呦呦获奖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目前业已引发的这场争论理应触动更多人再次思考中医药存废问题;如果政府层面介入其中,那么未来几年到十几年,“验药”将成为一个关键词。

  谁来验药?何为验药?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常存库教授曾经跟笔者介绍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课题组要以“动物实验”来验证某种药对于风湿病的疗效,他们首先需要制造一批“得了风湿病的实验动物”。如何制造?他们的方法是:先将几只猫的后腿泼上水,然后用电风扇对着吹,一会儿这些猫就成了“风湿猫”。

  这是过去数十年来“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案例之一。

  这样形同儿戏、看似极端的中医药“研究”并非只是个案,它们不仅出现于重在“基础研究”的国家项目中,还出现在直接研发和生产药物用于治病救人、直接关系到百姓健康乃至生命的中药药企――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国内中医药研究之所以出现如此光怪陆离的奇景,原因有三:

  第一,与屠呦呦接受的是现代医药学教育不同,中国目前的中医药研究者多数出身于中医,不具备现代医学基础知识,更不掌握科学手段。在此只举一例:973“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这样的项目也能进入973计划!)就曾聘任南方某中医“泰斗”为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国家为此项目投资五千多万元――而这位年届九旬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没有任何医学科学教育背景,曾经主张“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中西医之争”,并认为“何大一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只达到了中国商代时期的水平”,整个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由于缺乏对医学科学的深刻理解,这些“验药”者普遍不认同国际上采用的客观标准,他们往往不是以“检验”一种药物是否有效、安全为目的,而是先已经设定了药物安全有效,然后单方面寻找那些对“安全有效”有利的证据,最后在此基础上去寻找所谓的“功效成分”。对他们来说,作为国际上验证药物有效性金标准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比试验”大约如同19世纪中叶国人眼中要敲开国门的洋枪炮一样狰狞。

  第三,利益驱使下的故意行为。事实上,这个“验药”群体中还是有一批出身于现代医药学教育背景的人员,并且也确实做过一些正规的检验工作;但遗憾的是,对中药(以及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医药)做严格的有效性测试,“无效”结果都是常态。一个中药药企如果真的这么干,那它很快就会走向倒闭。怎么办?欺骗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隐瞒真实药效的最简易方法就是往中成药里面加西药和兴奋剂。北京奥运会之前为保护运动员而对一千多种中成药做检测,结果无一例外被发现掺杂了西药和兴奋剂。

  这三点加在一起,就制造了另一项奇景:中成药在国内的发展如同雨后春笋,迄今却没有一种中药或中成药能通过国外权威机构的三期临床试验而为世界所认同。

  必须明确一点:这种自欺欺人式的“验药”,创造的是负效益。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科研”投入,而且无效有害的各类中药和中成药被国家审批通过,百姓付出血汗钱,得到的结果却是被延误治疗、健康受损;于国家而言,中药和中成药造成肝病肾病高发、造就一个个“洗肾之都”,早已成为社会医疗体系的沉重负担。

  所以,过去几十年的这种“中医药研究”,既非严格的中医现代化,更非真正意义上的“验药”。方舟子所提出的“废医验药”主张有着简单而明确的界定,那就是舍弃阴阳五行、君臣佐使、子午流注这些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中医理论,纯以科学的手段检验药物――就如屠呦呦等人当年所做的那样。

  屠呦呦获得诺奖,对于那些长久高喊“我们不需要国际认同”“我们不接受国际标准”口号的中医从业者来说应该起到警醒作用。诺奖明确告诉我们:必须以科学手段配上客观标准来审视中医药,才可能做出为世界所认同的成果;我们不要总埋怨人家的鼻子不灵,也不要总埋怨自己的巷子太深,更不要埋怨人家会有意堵死你的巷子――只要你的酒是真的香,人家会承认并接受。

  “验药”的方向与结果决定于从业者的人群构成,既然是要用科学手段来检验中药,那么验药者当然只能是科学家,而不能是那些依然沉醉于阴阳五行的中医师。

  “验毒”比“验效”更迫切

  美国有一个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他们专门出过一本书,介绍美国如何对待补充与替代医学(实际上就是传统医学,包括中医)。

  如果是一个对于传统医药缺乏深刻了解的普通公众,认真看完这本名为《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总结报告》的书本,可能会有一些奇怪:这本书较少讨论“有效性”,而通篇都在强调“安全性”。难道传统医药的有效性那么不重要吗?

  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多年前笔者曾经策划、采写关于中医现状调查的一组文章,来自北大医学院的一位研究者从上述这份报告中读出的信息是:“对外来事物宽容的美国政府,对这些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与替代医学的安全性是多么地不放心!”而美国传统医药学会创始人、生物学博士萨布提・达玛纳达则这样表述:“(针对中医的研究)仅仅是因为公众中有人正在使用中医,他们想对中医了解更多――研究者往往并没有太多期望能从中获取或者证明很有价值的治疗方法。”

  ――在多数现代医药学的研究者看来,目前再从传统医药中寻找针对某种疾病的、能比肩或者超越已有的化学药物的有效物质,难度近于大海捞针,它与按照植物分类目录地毯式扫描研究几无差别。

  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政府对于中医药(包括针灸)的管理原则是:第一,中药只能作为保健品卖,你不能宣扬它有疗效――这可以减少因迷信中医药而耽误正规治疗事件的发生;第二,你贩卖的中药必须无毒、是安全的――这是作为安慰剂的前提条件。

  这两条管理原则放到中国来依然适用,但要实施起来还很难。如果完全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针对一种药物或治疗手段必须使用“有罪推定”,即:你没有给出足够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安全并有效,那么,就应该先假定它有毒且无效。而当前从政府到药企,对于中医药的具体做法都跟这一原则刚好相反;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等,老百姓也依然普遍相信“西药有副作用”“天然的中草药是安全的”。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包括欧美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对中药中的部分成分做了较为充分的毒性和毒理分析及论证,明确了一大批有毒有害甚至致癌的中药(覆盖了常见中药、中成药的大部分);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管理者和药企并不将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当一回事,为了“经济效益”而完全致百姓生命健康于不顾,继续生产、贩卖那些已经被证明有毒、致癌的药物,并且还贴上一个“毒副作用不明”的欺骗性标签。

  出于实情考虑,我们要让中国老百姓相信一种药物“无效”是很困难的(即便是在医生群体中,也有许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药物有效性的科学标准);但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有毒则容易得多。

  这就可以得到笔者的个人主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学手段验出一大堆毒性物质并将其严格管理、终止“毒副作用不明”欺诈,其收获将远远超过验出一个诺奖。

  困难与担忧

  在屠呦呦获奖之后不久,马上有人做出预测,中国在中医药研究方面的政府投入将会增加;但如果增加的这笔钱还像以往那样的用法,那只意味着有更多的钱被打水漂。如前所述,严格检验中药有效性,“无效”结果将成常态;那么将这项工作交给自负盈亏的药企就很不现实了――除非是国家投资、企业按指令操作。

  “验药”还将带来阵痛:随着越来越多的药物被证明是“无效”“有害”而被迫下架,将意味着大量的药企面临破产关门;当然,中医院也将进一步西化,为数不少的“国医大师”们将失去饭碗。但为保护民众健康计,以及为中国医疗体系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着想,我们必须忍受这个阵痛。

  屠呦呦获奖之后,社会上一股神化中医药之风在争论声中沉渣泛起。最近传出“南京中医药大学505名学生身着汉服行古代拜师礼”和“浙江省中医药知识纳入中小学课堂”两则新闻,更是让人担心:这不是要让中医药现代化,而是要复古,重新推崇腐朽和愚昧思想,是要让年轻人和孩子们重新回到蒙昧状态去。

  笔者对此十分担心。假如我们的医药科研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对于屠呦呦获奖的认识也是如此,那么中国大陆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所起的作用不是激发民众向往科学,而是引发新一轮反智狂潮,那么于中国而言,这个诺贝尔奖有不如无。

  (本文原发在《财经》年刊)

(XYS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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