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书肆虐是民族的灾难

  作者:汤国基

  看一个民族的未来,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民族现在读些什么样的书,尤其是看它的孩子们现在读些什么样的书。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现在读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书呢?

  一

  我们从京东商城网购了一本高尔基的《童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第1版,2013年7月第5次印刷),准备寄给在海口上学的侄儿,这本书的红色腰封上印着白色的字体:“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我们心想这书买对了。

  可是,稍一定神,我就发现封面图片不对头啊!

  它封面上的图片是一个表情快乐的男童斜背着一把刀把向上的钢刀,手握一根靠在肩上的棍子站在大树参天的森林里……

  高尔基的童年生活在铅一样重压的生活之下,经受了无尽的苦难,他的童年是忧郁的童年,痛苦的童年,他3岁丧父,11岁丧母,《童年》写的就是高尔基从丧父到丧母这一段时间在外祖父家的生活,高尔基在《童年》开始不久就告诉读者,那段生活是“一个悲惨的童话”,“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大人都像中了仇恨的毒,连小孩也热烈地参加一份……”(见刘辽逸译高尔基著《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第2版第15页),这样的童年用一张表情快乐的男童的图片适合吗?何况高尔基的外祖父家在城里,他在《童年》里更是从来没有提过他曾肩背钢刀、手握棍子去过大树参天的森林。

  翻开书后,我又发现封面勒口对高尔基的简介也有问题,首先是没有标出高尔基的生卒年,尤其刺眼的是简介里说高尔基“4岁丧父,10岁丧母”,这个“4岁丧父,10岁丧母”的说法,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高尔基生于1868年3月28日,他父亲1871年逝世,他母亲1879年8月5日逝世,如果说“4岁丧父”是按中国人的算法算的虚岁,那么“10岁丧母”又怎么说呢?如果也按中国人的算法以虚岁计算,那么高尔基就是12岁丧母了啊!

  过去给侄儿买的书,我们并没有认真检查过,这一次我不得不挤时间把网购的《童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作为很早就熟读过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读者,我又发现了书中诸多无法原谅的错误、缺失和疏漏,于是,我们果断决定不把网购的《童年》寄给侄儿了。

  二

  星期天,我们专程去了市新华书店。

  五花八门的出版社标示为“中小学生必读丛书”、“国家教育部推荐书目”、“备考必读名著”等等一排排的图书,让我们眼花缭乱,在这些图书里,我竟然发现有4家出版社出版的《童年》和我们网购的《童年》一样,在介绍高尔基时同样说他“4岁丧父,10岁丧母”,我只能想也许是这些出版社互相抄袭,以讹传讹。

  最后,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里选出了定价为19元的“最新版”《童年》和定价为16元的“增订版”《小兵张嘎》。

  排队付款的时候,我们前面的人买的书都有折扣,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顺便问了句:“这两本书能打几折?”收款的女孩子响亮而又干脆地回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质优价廉,非常畅销,没有折扣!”

  听了这话,我更为自己选对了书而自豪。

  从书店回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辽逸翻译的《童年》,我注意到它的版次分两行标示为“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2版”,这说明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多么光辉而悠长的历史啊!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它的印次为“2014年6月第10次印刷”,印数为“345001- 395000”,一本书已是第10次印刷,发行量已高达近40万册,它已经过了多少双慧眼的洗礼啊!我们还能不放心吗?

  但非常遗憾的是,一印再印、已有惊天发行量的书,我们认为最权威的文学出版社专门为孩子们出的书,同样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这本《童年》的正文前面共有4篇文章,首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在这份正好一页的《出版说明》里所有表示年份和月份的数字都是阿拉伯数字,如:“2001年”、“2003年”、“2012年5月”。

  接下来是该社编辑部的《导读》,可是,在这篇《导读》里,除了括弧里标示高尔基生卒年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之外,其它所有表示年份和月份的数字都是汉字数字了,如:“一八九二年”、“一九O六年”、“二OOO年三月”。

  《导读》之后是署名为李辉凡的人编写的《知识链接》,在《知识链接》里,所有的年份和表示序数的数字又都是阿拉伯数字了,如:“《世界文学》1961年第6期”、“苏联 《文学评论》1936年第13-14期”、“《高尔基60卷集》第15卷,苏联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

  第4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另一份《出版说明》,在同样只有一页的第2份《出版说明》里,所有的年份和序数又都变成汉字数字了,如:“《童年》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间”、“中译本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三卷”、“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印制”。

  该书正文的注释涉及数目字时同样混乱得可笑,如:第4页的注释说到高尔基父亲逝世年份时用的是阿拉伯数字,而第242页的注释说到高尔基母亲逝世的年月日和终年岁数时却又是汉字数字了。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简单地讲就是教育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必读的课外读物。课外读物,就是学生在课堂之外自学的读物,因此,帮助学生自学的导读和比较详尽的注释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们网购的《童年》没有导读,除了在封面勒口对高尔基有一个既不完整又有明显错误的简介之外,全书再也没有任何注释了,仅此就可判断那是一本质量极其低劣的书。

  从新华书店买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童年》,除了有《出版说明》、《导 读》和《知识链接》之外,还有注释,这是我当时选择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仔细一读就发现它的注释很不完善,如:在《知识链接》里以专门分段的形式引用了罗曼・罗兰、尼克索、丘科夫斯基、罗莎・卢森堡等人对高尔基和高尔基作品的评价,可是这样的知识链接却链接出了知识障碍,对罗曼・罗兰、尼克索、丘科夫斯基、罗莎・卢森堡等人都没有任何注释。

  注释的不完善最让人费解的是,该书自始至终没有告诉读者高尔基的生日和卒日,该书第108页第1条注释告诉了读者高尔基外祖母“死于一八八七年二月十六日,终年七十”(原文如此,没有岁字),第2条注释告诉了读者高尔基外祖父“在外祖母死后两个半月也去世了,终年八十”(原文如此,没有岁字),第242页的注释告诉了读者“高尔基的母亲于一八七九年八月五日死于肺结核,终年三十五岁”,这些交代都是完全必要的,但翻遍全书,读者都只能从《导读》和《知识链接》里高尔基名字后面的括弧里知道他生于1868年,逝世于1936年,为什么不能有一条注释或者直接在《导读》和《知识链接》里告诉读者高尔基生于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逝世,终年68岁呢?

  除了数目字体例混乱、应该有的注释却没有等等之外,我们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童年》同样有知识性的硬伤。

  该书《知识链接》的最后部分《学习思考》共有3个思考题,第2题是:“高尔基只念过两年书,为什么他后来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大文豪?”

  高尔基在《童年》最后一章明确告诉读者他读完了三年级,关于这一事实,我们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童年》第238页的译文是:“后来我终于读完三年级,奖给我一本福音书,带封面的克雷洛夫寓言诗,还有一本不带封面的、书名《法达-莫尔加那》使我看不懂的小书,还发给我一张奖状。”

  在这里,高尔基根本没有说他虽然读完了三年级,但实际上只念过两年书,在整部《童年》里高尔基也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那么“高尔基只念过两年书”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编写《知识链接》的人也像很多“聪明人”一样,是从网上抄来的吗?难道指引读者怎样读《童年》的人,自己却根本没有读过《童年》吗?

  知识性的硬伤同样出现在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名义写的《导读》里,《导读》第2自然段全文是:“《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内容包括了高尔基幼年时期从三岁至十岁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片断。”

  前文已经指出,高尔基生于1868年3月28日,他母亲1879年8月5日逝世,那么母亲逝世时高尔基就是11岁零4个多月的人了,读过《童年》的人都知道《童年》收尾于高尔基母亲被埋葬几天之后,外祖父要高尔基自己去人间混饭吃,我们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童年》第245页最后结尾的译文是:“埋过母亲几天之后,外祖父对我说:‘喂,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混饭吃去吧……’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此处引文,原书分三个自然段排列)。

  由此可以推断,《童年》的内容终止于高尔基近11岁半而不是10岁时的生活。

  三

  我们从市新华书店所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兵张嘎》,版次为“2008年6月北京第1版”,印次为“2015年3月第22次印刷”,印数为“195001- 200000”,它的印次和印数都告诉我们这同样是一本不知经过了多少双慧眼洗礼的书,可是,它除了同样存在数目字使用体例混乱等问题之外,它的正文也有一些很明显的毛病,在此仅举三例。

  第9页第4自然段:“眼下,他的年纪才只十三岁。”

  语文基础好一点的读者都能看出,“才”和“只”在这里意思完全相同,都是表示“仅仅”、“只有”的意思,因此,“才”、“只”二字,任选其一即可。

  第57页倒数第4自然段:“小嘎子不等区队长的话说完,就把枪往桌子上一扔,说声‘我不要了!’一抱脑袋就逃出了人群。一颗颗泪珠,滴滴答答地落在他跑过的路上。这时,他多么后悔不该来当兵呀。”

  这里的“不该”二字,无疑应该删去,因为“后悔”和“不该”都是表示否定,否定之否定即为肯定,而这里要表达的不是肯定的意思而是否定的意思,是要说小嘎子这时后悔当了兵,他认为如果他没当兵就可以不把他抢到的鬼子手枪上交区队长了。当然,也可把“这时,他多么后悔不该来当兵呀。”改成“这时,他真的觉得不该来当兵呀。”

  第123页《小兵张嘎》正文最后两行的文字是:“1958年6月9日初稿 1979年2月5日再改”。

  显然,“初稿”前面应加“开始”二字或者“完成”二字,因为有点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部八九万字的《小兵张嘎》是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写出初稿的。

  上述三例,其实是每一个认真读书的人都不难发现的毛病,为什么这么多年印了这么多次都没有改正呢?《小兵张嘎》的作者、2015年已是九十高龄的徐光耀先生是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值得我们敬重的英勇的抗日战士,1938年他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队伍,原本文化程度不高是历史环境造成的,他的作品里有一些基础性的小毛病在所难免,难道我们就要为名家讳,为尊者讳,任其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吗?

  四

  孩子是最容易糊弄的摇钱树,也是最大的摇钱树,熟悉出版行情的人都知道,当今纸质书的七成是为孩子出的教材、教辅材料和课外读物,那么市场上另外三成书的质量又如何呢?

  我每年都要买一些新出的书,它们有本土原创的,也有从海外翻译过来的,不少书我都能发现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总让我感到像在白色的米饭里看到了黑色的米虫一样,心中很不是滋味。

  我读过一些港台地区和海外出版的中文书,那些中文书和我们这里出的很多粗制滥造的书很明显地不是同一个档次,像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可以说每一本都是让人爱不释手的精美的艺术品,里面的内容严谨得你甚至挑不出一个用得不恰当的标点符号。

  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就少有能让人放心地细读的书呢?

  著作者或翻译者者根基不深,学养不够,或者为名所累,心浮气躁,图书编辑人员专业素养不高,责任心不强,出版社管理不善,把关不严,当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出版监管部门检查监督不力,恐怕也是无法否认的原因。

  出版商请出的一些市场号召力强的专家、学者、作家等等舌灿莲花,误导读者,也为劣质图书充斥市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年 》的封底就印满了各路名家对“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推荐,这些名家包括响当当的语言学家、1906年出生、2015年已做过110岁大寿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曾经做过文化部部长、创作才华永不枯竭、至今仍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老作家王蒙,北京大学教授兼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兼教育部师范司教师培训专家苏立康,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他们制作的广告辞都十分动听,如:“出版社以严谨精审的态度,给读者提供了优质的审美教育范本”(周有光),“值得信赖”(王蒙),“值得推荐”(曹文轩),“是中小学生阅读经典的最佳入门读物”(苏立康),“严格契合中小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郭永福),等等,看了这么多顶尖级名家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之后,还有几个读者敢怀疑书的品质呢?

  一些报刊的读书专栏和一些专门的读书报刊,已沦为出版商的代理人,只刊发为出版商服务的实际上也就是由出版商自己提供的软性广告文章,从来不刊发真正有见地、敢批评、能让读者拨云见日的好文章,无疑也为劣质书泛滥成灾培育了适宜的环境。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创造性的精神成果的结晶,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国家、民族的骄傲,劣质书肆虐书市,是对人类神圣庄严的精神领地的的亵渎,是国家、民族的耻辱和灾难,严重欠缺社会责任意识的著书、译书、编书、出书、评书、荐书和管书的人,以及和出版商共享利益因此只贴花、不挑刺的媒体,都难辞其咎。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什么样的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书市,有什么样的书市,就会有什么样的出版物,长期以来读者对图书质量的漠视,对书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对所谓专家、作家、著名学者、社会闻人极力美言推荐的图书深度迷信,应该也是我们现在难以买到能让人细读的书不可忽略的因素。倘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童年》和《小兵张嘎》首次印行以后,就有读者及时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怎么会一印再印而让存在的诸多问题一直延续下来呢?倘若广大读者对问题图书绝不容忍,甚至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抓住典型案例,公开提起诉讼,各路媒体义不容辞,踊跃报道,社会舆论同仇敌忾,齐声讨伐,那么图书质量的提高就必将大进一步,不敢细读的书就必将大大减少。

  2015年6月于岭南海岸

(XYS20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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