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母亲

  ・方舟子・

  我们姐妹兄弟四个,我最小,最受母亲疼爱,也与母亲最谈得来,从未有过家人之间有时难免的磕磕碰碰,闽南人之所谓“金儿”。但我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最少。

  十八岁,是离家闯荡的年龄。我的姐姐、哥哥都在省内上的大学,节假日便可回家。而我不愿让家里再多一个厦大毕业生,自作主张去合肥求学。母亲对此也很自豪。由于那所大学在家乡知道的人不多,而安徽在闽南人心目中简直就是蛮荒之地,所以母亲需要向人介绍那是一所比厦大还好的“状元大学”,我背井离乡是值得的。那是没有高铁的年代,甚至连直达车都没有,要乘坐蒸汽火车三十八个小时才能抵达,大部分时间要在车上站着,只能在寒暑假时才能回家。

  大学毕业前夕,我再自作主张考取美国大学博士生。因为留学政策变化,一时办不出护照,毕业后回老家闲置半年。那是我成年后与母亲在一起待的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找同学、看古书、打棋谱中打发的,但毕竟吃饭时还能与父母在一起。

  毕业那年年底,护照、签证办下来了,我也即离开了中国。虽然旅行时间实际上更短,只有十几个小时,但毕竟是在另一个不能随便进出的国家,而且当时有一种逃难的气氛。有八年的时间我没有回国。当时国际长途电话资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老家还不能装家庭电话,只能在重大节日时,打电话到隔壁的机关办公室,把父母找来谈上几句。

  那时候国内也没有互联网。维系家庭联系的是蜗牛书信。一封书信辗转抵达要花十几天,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每月一封的家书由文化程度较高的父亲执笔,严肃认真,内敛正经,中规中矩。偶尔,母亲也会自己写信寄来。这些信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人写信的规矩,反而有真情的流露。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有几分文学味道的句子:“你当年读书的这张桌子,浸透了妈妈想念你的泪水。”因为猜测这些信是瞒着父亲写的,我不能回信。

  留学八年后我第一次回国,在国内住了两个月,有一半时间是在外地探访八年未见的老朋友们。之后我每年回国一个月。结婚、生子后,回国时间越来越多,但因为自己的家在北京,回老家的时间反而少了,虽然每年仍回去一、两次,但每次也就住十天左右。

  还好电话通讯方便了,每周固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了解情况。父亲性格内向不健谈,电话基本上是母亲接的。她不会上网,但尽量通过报纸、杂志、电视了解我做的事。得知我在哪个杂志开专栏,就去订阅那份杂志。我出的每一种书,她都会多要一些拿去送亲戚朋友,送得最多的是《科学成就健康》。我的安全难免让父母担心,父亲有时会委婉地劝我注意一下做事的方式不要得罪太多有权有势的人,母亲则对我是无条件地理解、支持而且自豪。我妻子录有一段录像,母亲对着镜头说:“阿民,你是我的骄傲!”

  父亲比母亲大了几岁,衰老得更快,身体越来越差,也越来越依赖母亲的照顾,到最后卧床不起。母亲在电话里谈的大都是父亲的健康状况。去年五月份,母亲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因为太劳累,她感冒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好,鼻子不通,白天还好,晚上睡不着。我问看过医生了吗?她说找熟悉的医生来看过,可能是慢性鼻窦炎。

  后来她又说,身体“火气大”,鼻子不仅不通,里面还长东西了。我叫她赶快去医院做检查,最好能做病理切片。下次电话问起时,她说已去县医院看过,做病理切片要到市里才能做,只是拍了片,医生认为是鼻腔息肉或囊肿,县医院没条件做手术切除,要去市医院,又离不开父亲。

  鼻子里的东西越长越大,但用了吸鼻器后,呼吸困难缓解,她也就不着急去做手术。我担心是癌变,但问了症状不像是鼻癌,只是叮嘱她一定要找个时间上市里做病理检查,才能确诊。

  就这么拖着。直到九月底,我回老家,一见母亲的样子,吓了一跳,已消瘦得可怕,鼻上长了一个明显的肿块。找了国庆期间回乡的市鼻科医生来家里检查,排除是息肉或囊肿,建议节后立即上市医院做病理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一种较少见的最凶猛的恶性淋巴瘤――鼻型NKT细胞淋巴瘤,而且已经扩散,立即安排做化疗。我找了多篇有关论文研习,按最先进的化疗方案,两年存活率也不到一半。但此时我却不得不二度离国了,只能把照顾母亲住院的重任交给姐姐、哥哥。

  所幸母亲化疗期间没有遭罪,连头发都没有掉。化疗结果似乎很成功,鼻腔瘤体消失,体内检测不到癌细胞。只是血压和血糖都非常高,需要控制。母亲情绪很好,认为自己已战胜癌症,计划着再过一段时间身体完全恢复了就到美国来和我一起生活。在视频对话中,她还兴奋地唱起了歌。

  大约20天前,她在电话里反映说腹胀,吃不下去东西,特别是为控制血糖吃的全谷食物消化不了。找当地医生看过,说可能是慢性胃炎引起消化不良。之后她学会了用微信发语音信息,最后一条语音是得知小孙女获得学校数学奖,感到很高兴。从语气里听不出有任何异样。

  五天前,哥哥告知母亲卧床不起,完全出乎我意料,赶快打电话去问。她仍旧只是说腹胀吃不下东西,医生说问题不大。但说话有气无力,与往常完全不同。我劝她立即上市医院检查,她答应了。

  到市医院一查,血小板只有7000,不到正常值的十分之一,随时有脑出血的可能。输了两天血浆,血小板恢复正常,解除病危,去做CT查腹胀情况。就在当天,美国太平洋时间4月15日上午,即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我被请求语音通话的铃声吵醒,姐姐、哥哥先后告知母亲在病房睡着后叫不醒,如果天亮还醒不来,可能不妙,要我做好紧急回国见最后一面的准备。万没想到结束通话半个小时后,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停止了呼吸。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是要来的,只是不想留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县城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不至于连病理检查都做不了。或者,如果我在母亲身边生活,能随时注意其病情的变化劝其即时到较好的医院就诊,也许母亲现在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看着孙女茁壮成长……而现在,我只能在万里奔丧的途中,细细体味“忠孝不能两全”、“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千古悲伤。

  杨亚珍女士,1936年7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文川里。退休前在云霄县第二轻工业局工作。天性善良,热心公益,邻里相亲无不敬重,人见人叫”阿珍姑“。育有二女二男,重视教育,上世纪七八十年子女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在当地轰动一时,被誉为子女教育典范。因照顾老伴,积劳成疾,2014年10月被诊断患恶性NKT细胞淋巴瘤晚期,并发低血小板症,于2015年4月16日凌晨在睡眠中安详去世,享年80虚岁。

  2015.4.17.飞机上

(XYS201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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