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科学家要有做好科学普及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2015/4/2

【方舟子按:崔永元自己造谣传谣,还却装得很无辜,居然还好意思教训科学家要有做好科普的能力。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崔永元这样的名人在造谣传谣,以及《中国科学报》这样的媒体在造谣传谣。《中国科学报》这种宣扬反科学、伪科学的报纸居然是中科院的机关报,称得上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笑话。 】

  3月31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崔永元。崔永元对在复旦大学发生的舌战作了回应。

  崔永元明确表示,转基因技术研究无可厚非。不过在监管方面,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依旧未能赢得他的信任。同时,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方面的态度,不尽如人意。

  转基因技术必须做到国际领先

  《中国科学报》:在复旦大学的那一场争论,引发了又一轮的转基因“口水战”,你现在是怎样的态度?

  崔永元:如果就事论事来谈,我并不同意卢大儒的观点。他的意见是,科学问题可以和程序合法性、科学伦理的问题分开说,可是,科学研究怎么会不讲程序、不讲科学伦理呢?所以,卢大儒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不谈伦理,不谈程序,只谈科学,我不知道怎么谈。

  基础研究确实只关注科学问题,程序问题是后续延伸出来的,这个观点一点儿错都没有,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说国外科学家不关心伦理问题,那是因为有专门关心伦理问题的程序步骤制约着他。其实,国外科学家绝对是关心伦理问题的,也正因如此,有些实验虽然在科学的理论模型上实验可能成立,但他们是不能做的。

  我所讲的转基因在世界和中国的情况,就有针对伦理和程序问题。如果非要把程序和伦理拿掉了再谈,我觉得他是心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样的“口水战”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好的作用,这样公众会越来越恐惧。超市里转基因的标识越来越多,恰恰是一种证明。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界该不该作转基因技术研究?

  崔永元:当然该作了,必须要作,而且一定要做到国际领先。

  转基因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以及后期的产业化,必须所有的环节都要做好,才能保证转基因的完整性。

  我对转基因后面的应用以及产业化环节提出质疑时,应答者却往往从第一个环节进行回复,即认为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技术,其实事实不是如此。当双方找不到一个平台,又都很激动,在两个赛道上进行赛跑,就不会有结果。不过,我认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解开转基因乱局要先赢得信任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转基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困局里?

  崔永元: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没有得到体现。我自己对转基因的反对其实是针对违规、乱种等方面的。如果国家层面加强监管,会是很好的一番景象。

  政府部门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特别简单,就是农业部要真正地管起来。他们重视的话,我就会信任,他们要负起责任来。

  转基因技术是双刃剑,考验着科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因此必须要监管起来。如果这些科学家承认前面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困局)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而且,现在转基因争论发展到这种程度,是宣传上有问题。

  《中国科学报》:如果你来做宣传,会怎么做?

  崔永元:我举个日本的例子,在对待转基因上,日本其实比我们还保守,但是他们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不像我们这么混乱。日本也有人很排斥转基因,但是他们跟科学家对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厚生省做得挺好。第一,你可以在厚生省查出来转基因有哪些品种,第二,他们的实验室是开放的,你只要预约,就可以去看,美国也是如此。第三,厚生省的网站上,有个窗口是可以投票的,如果有新的商品要推广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投一次票。如果投票结果显示多数人不喜欢,就会终止。这个是民意,跟科学有关系吗?这恰恰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和体贴。吃什么,不吃什么,没那么复杂,恰恰是科学的这些事淡化了以后,民众才不会那么紧张。

  我曾经向一个农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建议开放他们的转基因实验室,让公众去参观。应该打破公众对转基因的神秘性。公众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如果不懂,还有争议,依然可以继续谈,不过可以换个地方,到实验室外面去聊,毕竟做科研的地方应该是安静的。不过,他没有接受我的提议。

  “文傻”最有资格被科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我国的转基因科普应该是什么样子?

  崔永元:我觉得不是所有中国科学家对科普都感兴趣。我跟中国作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作过深入的交流,他们本身对转基因的看法没有分歧,谈得好,但是,对于转基因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表达基因,什么叫沉默基因,他们不愿跟我们谈。他们谈的是从学术角度怎么研究,国际的研究怎样,国内的研究怎样,受到哪些研究的阻力。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家为什么做不好科普?

  崔永元:第一,科学家没有耐心,也没有动力。这里所说的“动力”来自于科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如果热爱科学,他们会希望周围的人都懂科学,希望周围的人知道科学。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动力。

  第二,他们缺乏作科普的能力。科普是非常难做的。专家和专家对话,特别容易。但专家和普通公众沟通,是不容易的,如果能沟通,那这位科学家是位大家。刚开始我们见到这些大家的时候会战战兢兢,但是一跟他们说话,就会觉得他们非常朴实,比方说潘文石,他是作野生熊猫的生存状态研究的,他的科普就做得非常好。

  卢大儒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我要是有“资格”还跟你谈?恰恰就是外行,才愿意找你谈,希望能谈清楚。在这个过程中,问的问题外行不沾边是再正常不过的。

  我希望科学家能够与公众有更好地交流。此外,如果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经费也可以让公众投票来决定,像我们这样的“文傻”都有投票权的话,你待在家里都会有科学家要来给你做科普。

  (本报记者 潘希 倪思洁 王珊)

(XYS201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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