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用诡辩“战胜”科学

  作者:刘远举

  崔永元去复旦新闻学院讲座,复旦搞生物科学的卢大儒教授当面质疑,场面火爆。这段视频放上网之后,引起一些争议。随后,复旦新闻学院邓建国教授一篇名为《新闻界与科学界是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文章指出:新闻界应该有科学素养,而科学界也应该有媒介素养,不应该忽视、敌视媒体。

  应该说,当晚复旦生科的学生、老师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对媒介的重视。来自科学界的提问的确有些火气,但这不是对媒体的敌视,而是对诸多误导的愤怒。实际上,卢大儒教授本身就陷入了媒体误导的技巧之中。在面对面辩论的时候,崔永元问黄金大米到底转了几个基因时,卢教授显得有些窘迫,犹豫之后回答两个,然后,崔大声的说“七个”,引来掌声。于是乎,在老百姓印象中,一个比小崔还不懂生物的,昧着良心说话的砖家形象就此产生。其实,据专业人士分析,教授的回答其实比崔的答案更专业,而明眼人会知道,纠缠于一个细节问题提问,不过是一种辩论技巧。

  所以,看到来自科学界的火气,更应该看到科学界陷入各种媒介技巧之后的恼火,不能把对错误的媒体传播的鄙视与反感,混淆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然后,再在和稀泥中拉偏架。

  遗憾的是,在当时,诡辩得到了掌声,这要么是识别不了辩论技巧的业务水平问题,要么就是对科学素养的忽视与轻视。更遗憾的是,这种对科学素养的轻视,不过是当晚呈现出来的问题之一,更重要的问题,恰好相反,出在媒体素养与新闻的专业性上。

  请什么人来,讲什么话题,本质上,是一个新闻、事实的信源选择问题。我没学过新闻,但在网络时代懂一点简单的知识也容易:评论性内容,一级信源是权威调查机构、政府主管部门;二级信源是领域的专家、学者;三级信源是普通人。其实,即使不懂专业,从常识出发,也会自然而然地遵从这个秩序。《穹顶之下》被不少人批评,但无论如何,《穹顶之下》的信源是权威的、可靠的政府官员与科学家。

  遗憾的是,在转基因的安全性这个科学议题上,一场面向未来新闻工作者的讲座,选择的信源却是一个文科生,而到场的科学家,却遭到了嘲笑,最后,在媒体上被批评为:不懂与新闻工作者做朋友。从信源的专业角度,这与崔永元在美国选择超市大妈、反转组织作为信源,而不采纳主流科学家、FDA、美国农业部的意见,在本质上一样的。这不是没有科学素养,而是没有新闻素养。

  崔永元应该去复旦新闻学院讲什么呢?讲他的纪录片。从专业角度,解析他的纪录片,比如,新闻工作者该如何区别相关性与因果性;为什么他的信源选择没有更多地采纳主流科学家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观点,而是选择了一些非主流的科学家;他所采访的专家发现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被掩盖起来,不公之于众,拯救世人,这与他的初衷是否有逻辑矛盾?

  虽然我还是不懂新闻专业主义,但是,我隐约觉得,这些问题,这些质疑,甚至都不需要科学工作者出马,这本身是新闻工作者擅长的地方。要知道,即使不懂专业,但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逻辑,却是锋利的剃刀。媒体本身,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去完成这一切。

  实际上,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议题,在网上、微博上都经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我所认识的媒体人当中,无论对转基因的态度如何,对崔永元的纪录片的专业判断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所以,如果这些议题,在当天晚上没有被提及,没有被讨论,没有被质疑,我真不知道一个崔永元去一个专业学院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是为了满足学生的追星吗?恐怕追TFBOYS比追崔永元还好得多,起码,TFBOYS的粉丝不会是未来影响中国人的那个群体。

  某种程度上,整个视频最让人失望之处在于,在场的未来新闻工作者呈现出来的判断能力。在崔永元用辩论,甚至诡辩的态度对待来自科学界的质疑与沟通时,仅仅因为他有名,仅仅因为他是媒体人,他还是能赢得他们的掌声。所以,崔漏洞百出的纪录片在当天晚上没有遭到质疑,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专业性的丑闻。

  事实上,在信源的问题之外,围绕转基因的很多争论,本身也并不是媒体科学素养的问题,而是新闻素养问题。

  科普与科学研究其实差别较大,科学重研究,而科普重在传播,与其说科普是科学家的事情,不如说科普是媒体的事情。如果“向公众解释科学研究,不是科学家可选的自由,而是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那么从社会责任角度,向公众解释科学,更是媒体的责任。实际上,倡导“新闻工作者的科学素养”,不正是为了更好地向大众解释科学家的工作吗?

  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是客观存在,从照相机摄人魂魄到铁路影响风水,科学与技术一直面临这样的大众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该做的是,客观理性地把权威的声音传递给大众。简单的说,应该在媒体上听到更多科学家的声音,哪怕是争议的声音,而不是超市大妈的声音。

  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不该做的是“仅仅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向科学家发问”,甚至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与科学家诡辩,用信源选择等技巧误导大众。毕竟,这些行为已经远超媒体“可选的自由”,而是已经突破媒体的底线了。遗憾的是,《新闻界与科学界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一文片面地强调了媒体代表大众提问的权利,而忽略了媒体正确地解释科学的责任。

  实际上,这种重权利轻责任的倾向,不过是借大众的知情权实现自我赋权,堂皇的民粹大词之下有抱团与圈子的“小”。在这种媒体人与科学家的话语权争夺中,必然导致公共福利的损失。

  在现实中,知情权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有实际的成本考量,更重要的是,由知情权产生的强制标示,必然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暗示转基因的不安全。所以,不管是要知情权,还是反对违反种植,虽然都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个客观的媒体人,都应极力避免把伦理问题混淆为安全问题,避免产生对大众的误导与暗示。但是,有些媒体人不但不强调这一点,却反其道而行之,借知情权、违规种植去暗示、误导安全性问题。卢大儒教授高声批评的正是这一点。

  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涉及科学素养,恰好相反,所涉及的正是媒体专业领域的问题。讽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些媒体人犯的错误与他们所批评的“科学家们对转基因的政治因素认识不足”如出一辙,对知情权的“政治因素”认识不足,认为只要站在“知情权”的民意上,就可以不管由此衍生出的所有负面社会影响,就可以“近悦远来,天下臣服,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所以,不管是在纪录片中混淆相关性与因果性,还是采访的时候放过最重要、最权威的信源;不管是对科学家展开辩论技巧,还是在邀请名家讲座的时候选错专家或选错话题;不管是要求知情权、讨论伦理问题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暗示安全问题,还是把科普的责任推卸给科学界,仅仅给自己留下一个问傻问题的自由;不管是对知情权的社会影响认识不足,还是借知情权自我赋权,这都不是媒体人的科学素养问题,而是媒体人的专业素养问题。实际上,拉偏架把媒体的专业素养问题偷换成媒体的科学素养问题与科学界的媒介素养问题,本身,也是新闻专业素养的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新闻工作者面对很多约束,戴着镣铐跳舞,很难很难。困境之中,往往会激发出更多的群体自我认同,但是,无论如何,建立在客观与理性基础上的不抱团,相互争锋相对,才是新闻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新闻专业,本身应该是一种让媒体人去发现事实的方法论。如果结论错了,不难发现方法上的问题,如果方法错了,结论也会存在问题。所以,尊重新闻专业性,不用懂科学,科学也不会离你太远。

(XYS201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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