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说中国的问题

  作者:张功耀

  2014年10月21日,《辽宁日报》刊发了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说中国也由此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力图推动高等院校的老师们,按照他们设定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模式,讲出一个“课堂上的中国”来。

  “课堂上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提法。遗憾的是,作者没有阐明这个所谓“课堂上的中国”,与“由历史笔记和出土文物支撑起来的中国”,以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按照我的见识,以某种固定的模式说中国,是恩格斯早在140年就已经批评过的“世界模式论”。

  中国是不可能按照固定的模式去说的。首先,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各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又这么复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并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浇铸出来的。其次,说中国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背景知识,他们都不是用一个模版批量生产出来的机器人。更何况,你接触到的史料,我可能没有接触到;我接触到的史料,你也可能没有接触到。所以,说中国的实际情形往往是,除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之外,有时还可能形成尖锐的对立。由之,真正的中国恐怕不是“课堂上的中国”,而最有可能是“黄沙淘尽始见金”的中国。既如此,实在没有必要要求我们的老师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去说中国。

  在说中国的历史上,如何评价秦始皇,毛泽东和郭沫若就没有达成过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孔子。可是,被中国人说出来的孔子,却有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康有为的孔子,李大钊的孔子,还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杨荣国和冯友兰说出来的那个孔子。这些形形色色的孔子,不用说不同时代的人无法达成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也很难达成这三个认同。再有,孙中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邓小平也说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也没有弄清楚。既如此,经由我们的大学老师说出来的社会主义,究竟有多少种,谁也说不清楚。

  说秦始皇、说孔子、说社会主义是这样,说中国也必然是这样。如果非要我们的老师们先完成三个认同,然后再去说中国,那一定会陷入“倒过来的哲学”境界之中。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一个人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他要认识的事物,怎么可能事先去认同别人已有的认识呢?如果非要认同,那也只能以信仰主义的方式,先人云亦云,然后再围绕结论找证据。按照人云亦云模式去认同别人,即使是非此即彼的金银猜,一个人可与别人取得认同的最大概率也只有50%。按照“围绕结论找证据”的模式去说中国,则势必陷入为鲁迅先生早已批评过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那种荒谬的思想境界之中。以这种方式说出一个具有自欺欺人特色的“课堂上的中国”来,到底是对中国的未来有益,还是对中国的未来有害,很值得我们深思。

  从《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可以看出,它是针对老师们经常在课堂上“发牢骚”的。应该客观地说,在课堂上“发牢骚”是高等院校老师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有不上一节课的学校领导和行政人员(附记:在中南大学,教学学院的院长也是可以不上一节课并可以拿相当于上课的老师一到三倍的年终奖的),才不会到课堂上去发牢骚。想必,要《辽宁日报》那几个写报道的记者到课堂上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上课,恐怕也会发牢骚,甚至会发比我们的大学老师更多更大的牢骚。我敢说,假若马克思再活过来,悄悄走进我们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那几位宝贝教授上课的课堂,马克思听了以后也会忍不住要发牢骚,甚至会发怒发冲冠的牢骚。

  可以这么说,敢于发牢骚是一个人的血性所在。狗逼急了还要跳墙,麻雀的窝被捅了还要叫几声,人见了不平事,岂能长期忍气吞声,而不敢怒向刀丛狂笑大喊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最早面对学生发牢骚的老师,就是我们中国老师的祖师爷孔子。我这辈子花在读《论语》上的时间不多。但是,我至少可以举出三个孔子发牢骚的例子。

  例一:“觚,不觚。觚哉?觚哉!”

  这个牢骚可见于《论语・雍也》。以往出版的《论语》注释读物,没有真正理解孔子说这个话的含义,所以,它们所做出来的标点和解释都有些不着边际。这里的“觚”,直接含义是一种容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由之,“觚,不觚”的直接含义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对“短斤少两”的批评。一觚本来应该是二升,如果没有二升就是“不觚”。但是,孔子发表“觚,不觚”的埋怨,不只是批评农贸市场上的短斤少两,而是直接指向当时的制度。有了制度,又不严格执行制度,这就是孔子所批评的“觚,不觚”。此后的第一个“觚哉”,应该加问号,它相当于孔子以质疑的口吻发出的一个牢骚:“那还算什么制度?”最后面的“觚哉”用惊叹号是对的。它相当于孔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制度就是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不应该‘短斤少两’!”

  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在执行制度方面的短斤少两行为并不少见。对于有制度而不严格执行,这样的牢骚,孔子可以发,难道我们的老师就不可以发吗?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从事高等教育必须取得教师资格,并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可是,我国政府机关里的处长、厅长到高等院校带研究生的又何其多也!发生在高等院校里在执行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短斤少两”的行为,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全国统编教材,连句子都不通;上课背书;考试用教学大纲;滥发为凭;有奶便是娘;谁出面制止了这些荒谬的教育行为于万一?教育腐败到今天这个地步,怎么会不引起有良知的老师们发几句牢骚呢?

  例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这个人一贯倡导君臣父子,希望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但他反对将庸俗的礼节用于君臣之间的工作交往之中,尤其看不惯官僚政客当中那种对君王唯唯诺诺的行为。所以,他在《论语・八佾》当中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按照孔子的想法,君使臣以礼,臣才可能事君以忠。如果君王专横,使臣无礼,臣是不大可能对君尽忠的。所以,晋朝女叔齐在解释孔子的这句话的时候说,只有君使臣以礼,君方能“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

  孔子把“事君尽礼”看作是一种谄谀的行为,难道错了吗?把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搞成庸俗的父子关系或主人和奴才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正常吗?在现实社会中,靠“事君尽礼”而加官进爵鸡犬升天的难道还少?2600年前的孔子都看不惯的东西,难道还要我们现在的老师去奉承和歌颂?岂不更加谄谀了么?

  例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还是我们发牢骚的口头禅。可是,许多人似乎忘记了,这个口头禅是从孔子那里延续下来的。

  孔子发的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牢骚是针对季氏的。自周朝开始,鲁国就有了一种王者礼乐的规制: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舞分文武,文舞用羽扇,武舞用干戚。你可以选择文舞,也可以选择武舞,惟独舞者的人数必须执行相应的礼乐规制。这个规制,除了明确社会等级之外,还包括倡导节俭和杜绝浪费。

  孔子批评季氏的“八佾舞于庭”,一是批评季氏蔑视政府延续已久的规制;二是批评季氏不仁,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是批评季氏浪费;对此孔子说得更加分明:“礼,与其奢也,宁俭。”概括起来,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所发的牢骚,相当于说了这样几句话:你一个不仁的季氏,虽得鲁国王命之氏,建了个雍彻的庙堂,怎么可以举办与天子规格相齐的八佾之舞来炫耀自己,并且造成如此巨大的浪费?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所以,孔子决意要拆毁季氏所建的庙堂。

  自从孔子发了这个牢骚之后,以后我们中国的官衙建筑,都延续省政府不能超过中央政府,县政府不能超过省政府,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制。这个规制,也如孔子所教训的,除了等级森严之外,还包括节俭。把孔子发的这个牢骚再拓展开来,它实际上还蕴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一个不讲仁义的政府,建这么规模宏大装饰豪华的政府大楼,举办那么大场面的舞会,这算哪门子礼,这算哪门子乐?应该统统拆掉!你看,把孔子发过的这个牢骚,拿到今天再多发几次,岂不恰如其分,究竟何错之有?

  当时的孔子也不过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既不是政协委员,也不是人大代表,更不是纪委书记,而季氏却是鲁国的名流,享受着“副国级”政治待遇。季氏在自家建的庙堂里玩“八佾舞于庭”,用的是自家的钱,不是贪污来的钱。对此,孔子都敢当作他的学生的面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牢骚,现在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建高楼大厦,营造歌舞升平,置最起码的仁义道德于不顾的政府官员,老师们还没有把牢骚发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更没有像孔子那样“极端”,决意要把季氏的庙堂拆毁,我们的官员因何如此忌讳?这难道符合孔子讲出来的道理吗?像孔子这样敢于当作学生的面,针对一个“副国级”的领导人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牢骚的人,拿到现在,岂止是“拔钉子”可以了结的?请问,谁更极端?谁才是真正妨碍社会进步的“钉子”?

  据我所知,孔子还发过其它牢骚。为避免过于冗长计,且就此再略举一例。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曾经把“今日从政者”骂为“斗筲之人,不足算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饭桶,根本不算什么”)。这个牢骚恐怕是孔子发得最解气的。试问《辽宁日报》的记者们,你们调查了那么多的大学课堂,有那位大学老师在课堂上像孔子这样把当今的从政者直截了当地说成“饭桶,根本不算什么”的?

  由于孔子敢于发牢骚,厌恶“巧言令色”,孔子的门人也个个都不示弱。西汉的刘向就曾经在《说苑・贵德篇》中发过这样的牢骚:“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你看,他把社会上盗贼泛滥的根源,直接指向天子。现在的老师,谁曾经当作学生的面把牢骚发到了这样的地步?

  孔子和刘向所发的牢骚是凭着自己的现实感受而发的。在历史上,也还有针对中国的历史而发牢骚的,甚至,他编修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牢骚。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司马迁,其代表作就是他的最后一篇散文《报任安书》。

  从这篇散文中,我们不难看到,司马迁作《史记》是为发愤(即今之“发牢骚”)而为之的。他首先申明,他作《史记》是以“推贤进士为务”的。他为什么要以此作为编修历史的动机呢?读完《报任安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从司马迁的前人到司马迁本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没有几个不遭受冤屈的。司马迁发现,比他更早的著名历史人物都曾经为此发愤过。于是,司马迁在他遭遇宫刑之后也发誓,通过修史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为受冤屈的人立传,为奸佞之徒存照。他在这篇文献的末尾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你看,司马迁及其前人都是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去“述往事,思来者”,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司马迁所列举的圣贤尚且可以发愤,我们的大学老师为什么就不可以发愤?

  以上列举,并不是要说明,不发牢骚就不能说中国;而是要说明,无论是廉吏,还是贪官,无论是大学老师,还是普通百姓,在他们说中国的时候都难免要发牢骚。有时,这些牢骚甚至还是社会进步的思想源泉,实在无须大惊小怪。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发牢骚的过程中建立,并在不断发牢骚的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历史的演变就是这样,没有过去的牢骚,就没有现代的文明;没有现代的牢骚,也就没有将来的文明。任何文明的进步都不是巧言令色可以造就得出来的。有鉴于此,在我看来,对于被某些人称为“牢骚”的东西,旁观者最应该养成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对于人类进步的想象力。不然的话,《海瑞罢官》《保卫延安》和《刘志丹》还会重新被认定为发愤之作。像电影《没有完成的喜剧》里边那位“一棒子”评论家(方化先生饰演),自诩为文学艺术的保姆,却动不动给创作者扣“过分的夸张”“狂暴的烈火”“恶意的诽谤”之类的大帽子,只会将我们中国造成百花凋零的沙漠,而不会把它造成生机盎然的绿洲。

(XYS201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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