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腐败

  作者:张功耀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斗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场反腐斗争的实际内容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反贪污受贿,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应该要比它广泛得多。在这里,我想就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腐败问题,谈谈自己的些许看法,指出这种腐败的特点。简单说来,这种腐败,按照当前我国反腐败实际对腐败下的定义,很难触动它半根毫毛。这是因为,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腐败很难直接用“一切向钱看”的眼光去判断。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其特点,也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依然是在拜金主义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

  第一种腐败:人文社会科学立项研究

  在我国,“社会科学不科学”已经是无须争辩的事实。现在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在搞社会科学研究立项。但是,稍微有点学术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发现,我国政府部门下达的所谓社会科学立项研究,都不是出于科学目的而设的。说白了,它们的绝大部分立项研究属于“工作研究”,不属于“科学研究”。设立这样的立项研究,只能说明政府在工作上的无能,决不能说明它对我国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贡献有多大。《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没有立过项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它们的理论色彩很浓,毫无庸俗的工作研究之嫌。我相信,它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超过了当今我国政府部门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立项成就的总和。

  从另一个方面说,把工作研究冠之以科学研究,蕴含了相当多的腐败。说得穿凿一点,所谓“领导干部带头搞科研”,实际上就是领导干部带头瓜分国家财政。打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招牌瓜分国家财政,即使举报到中纪委,也断然找不出半点茬来。只有那些葆有社会良知的学者,敢于损人而不利己的硬骨头,站出来揭露其中的浪费和滥竽充数,才能指出其腐败的实质。这种现象,现在有一个术语,叫做“权力寻租”。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腐败,绝大部分就是这种隐晦得极深的“权力寻租”腐败。

  要“寻租”必须要有“权”。没有“权”就寻不到“租”。所以,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科学立项都是被有权的人拿去寻租了。

  第二种腐败:统编教材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负责思想理论研究管理的有关部门,不像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外贸部、卫生部、科技部那样,有多多少少、大大小小可以进点贡的地方机构和有关部门。我大致琢磨了一下,在中央各部委机构中,恐怕只有外交部和负责思想理论研究管理的有关部门,很难收到隶属机构的进贡。尤其是动不动就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的外交部,即使靠了这座山,也吃不了多少山货。所以,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外交部工作。很显然,负责思想理论研究的管理机构,如果不把社会科学立项的权力抓在手上,即使靠了这座山,也不能从这座山上吃到多少值钱的山货。于是,依据靠山吃山的原则,有关部门想出了利用统编教材来敛财的高招。

  毛泽东是反对搞统编教材的。1957年 3月 6日,毛泽东发表过《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了教材建设问题。他说:“教材要适合各地方的情况,要允许各地方编教材。”按理,与思想理论教育有关的教材更应该允许各地方编。道理很简单,思想理论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不能联系实际。中国这么大,门类这么多,统编教材是不可能联系到各地各部门的实际的。可见,在思想理论教育当中搞统编教材,其教育后果必然是架空或掏空这种教育的实际作用,不可能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此外,按照教材编写的一般规律,国家要搞统编教材,必须首先编写出几部“试用教材”来。未经试用而确立起来的统编教材,不可能是一部好教材。在封建时代,国子监确定监本教材,往往需要经过上百年的考验。像朱熹注解的四书,直到清朝末年才被确定为监本教材。即使这样,在《监本四书集注》之外也还是有《林本四书集注》,即广东林退庵先生注解的四书。

  30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教材”(不是“监本教材”)是艾思奇先生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国内状况是地地道道的百废待兴。高等院校的教材编写整整中断了十年。所以,高等院校教材奇缺。我们当年用的外语、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教材,都是老师从图书馆挑选出来,然后由学校复印给我们用的。生物学和大学语文,则是老师连夜加班,临时赶写出来的。如果不是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特殊,我相信,前苏联科学院编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术权威性,应该高于艾思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我还翻看过的山东大学华岗校长编写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书名可能有误)。如果我在当时已经是老师,并且拥有现在这样的修炼,我肯定会选择华岗教授写的那本书做教材,而不会选择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教材。最近,我又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应该是博古先生翻译的四卷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遗憾的是,博古先生死得早。华岗教授又过早地陷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然的话,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权威,恐怕轮不上艾思奇。如果艾思奇先生还有勇气让贤的话,教育部也像现在这样搞统编教材,艾思奇应该推荐博古先生牵头去做。不过,那个时候的教育部,没有统编教材的概念。

  由于高等院校教材奇缺,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鼓励下,各高等院校纷纷联合起来开始编写本系统自己的教材。于是,进入 80年代以后,就有肖前、李秀林、张世英、高清海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世。就我所知,当时教育部也没有搞所谓的统编教材。进入 21世纪之后,有关部门开始搞起统编教材来了。而且,每一本统编教材都没有经过最起码的“试用”,就直接由有关部门下文强迫各地使用了。它比当年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强迫毛执行其“必须执行”的军令还要斩钉截铁。

  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搞统编教材是非常荒谬的。依据“凯洛夫教育学”,教师、教材和图书资料储备状况,是一所大学能不能办出特色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所谓“三中心论”(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图书馆中心)。很明显,教育部推行统编教材,把各高等院校办出自己的特色的路给堵死了。全国只能用一本教材,无形之中,把理论创新的主体全都约束起来了,还谈什么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呢?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21世纪了,有关部门还那么热衷于搞统编教材?为什么统编教材不经过试用就在全国强行推广?对此,大家只要仔细琢磨一下“权力寻租”这个概念,可能一切都明白了。

  ―― 试想,全国每年高等院校招收新生 700万人,“权威专家”们(他们远不如博古、华岗、艾思奇)借用他们统编教材的权力,只需从每一个大学生身上寻到一元钱租,一年就可以敛财 700万元。这已经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本百万利了。统编教材作为一种权力寻租腐败,奥秘就在这里!

  第三种腐败:争抢“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名分

  思想理论问题原本是一个学术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不单单普通民众的思想状况需要研究,吃公家饭的那些人的思想状况更加需要研究。在我看来,最需要研究的,恰恰是住在高楼深院掌管别人的思想自由的那些人。可是,在我们中国却一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民众的思想混乱有人指指点点,掌管别人的思想自由的那些人的思想却从来不许任何人过问,更不许任何人批判。

  本来,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出现思想混乱并不奇怪。费尔巴哈就说过,茅屋里的人,与皇宫里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它既不可能统一,也不需要统一。尼采也说过:“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所谓正确的道路,合适的道路,以及唯一的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有关部门的领导,完全知道他上班的时候所讲的话,与他下班以后所讲的话,经常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过去有一句话,叫做“马列主义,只马别人,不马自己”,就是针对这些人的。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心目中原本就没有一条“唯一的道路”,可他们却要拼死拼活地争取自己为“唯一的道路”的代表,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这样做,直接的是为了寻求说一不二的话语权,间接的则是利用这些争来的权力去大搞“权力寻租”,即,把权变成钱。说得更加穿凿一点就是,争名分是为了争话语权,争话语权是为了争既得利益。试想一下,当全中国只有《毛主席语录》可以读的时候,那本《毛主席语录》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何止千万?由此可见,为自己抢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名分,实际所蕴含的目的是为了肮脏的“一切向钱看”。只不过,那位肮脏的孔方兄被他们隐藏在光彩照人的形象和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去了。

(XYS201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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