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记者的“资格”与职责

  作者:方玄昌

  如果以短期媒体反应作为衡量标准,这次在华中农大同时进行的两项与转基因技术相关的活动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迄今已经刊出的报道,传播的基本上是正面声音,一反两三年前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污蔑、妖魔化转基因技术的局面。

  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持续两天的中美两国科学院转基因研讨会没有对媒体开放,仅在最后半天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笔者作为特邀媒体人全程聆听了来自中、美、欧盟、巴西、印度、墨西哥及南非等国的十几位顶级科学家(他们多是中美两国科学院的院士或外籍院士)的报告,其内容涉及到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历程、现状、未来展望、在环境和食用两方面的安全性评价,以及舆论误导对这一技术产业化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尽管会议规格很高,但所有报告均未涉及深奥难懂的专业,内容更适合于对转基因技术了解不那么深入的媒体人(尽管部分报告中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基本理解能力与辨识能力的记者,听完这十几场报告,对于转基因的安全性都将不会再有疑问。我将把所有报告人的内容分开剪辑、逐条上网,期望有志于报道转基因话题的、刚入行的记者们,能认真观看会议录像(它同样可供资深记者参考,但毫无疑问,之前对转基因了解越少,观看这些录像将收获越多)。
  言归正传。在同时举办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活动的记者研讨会上,主持人期望我就两个问题――在类似转基因这样的科学报道领域,记者该如何处理正反两方面的声音,以及如何对待来自非本领域科学家的声音――跟在场记者们多谈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这两个问题都是科学记者时常要面对、并必须彻底解决的,但由于研讨会时间过于有限,我在现场没有展开叙述。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媒体人时常强调的“平衡报道”问题。之前中科院遗传所的朱桢研究员表示,媒体人把科学家的声音和来自反转控的谣言放在一块儿做“平衡”是很不负责任的。而我在日常跟同行聊天时则时常会遇到这样的质问:“媒体人应该持中立态度,你已经站在‘挺转’立场,报道如何还能保持客观?”

  我认为,提出这样疑问的媒体人错解了“平衡报道”和“中立”的内涵,或者(同时)对于转基因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不够了解。

  报道所讲究的“平衡”和“中立”,原本都应该是在针对不同的观点(尤其是价值判断),或者针对一个不能确证的事实时才适用;当报道的对象是一个既定的科学结论,或者一个可以确证的事实时,记者还要假装保持“中立”、一定要去寻找反面的声音或者完全违背事实的谣言来做“平衡”,则是荒诞而不负责任的。

  举一个例子。“5・12大地震”发生,媒体首先报道的是事实部分,即四川发生了大地震,记者显然不需要去找一个妄人来否认这场地震的发生以做“平衡”;其次进入科学部分,即这场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震级大小、震源具体位置、地震属性(逆冲型)等信息,记者通过采访相关科学家之后,当然没必要再采访一两个妄人来胡言乱语一番以作“平衡”;最后进入社会报道层面,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判断,比如:公众该不该通过红十字会给灾区捐款?该如何看待“一元捐款”?那些因医学知识不足而导致刚被救出的灾民死于挤压综合征的志愿者,是不是应该受到责难?价值判断可以有多元答案,这时记者“中立”地报道各种声音才理所应当。

  具体到转基因问题。朱桢老师将转基因争论分为三个层次:安全与否(科学问题);利用的价值所在(经济问题);是否采纳(社会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强制标识等)。他总结认为,前两个属于科学问题和学术问题,结论只存在正确与否和全面与否(是否与真实的存在相符合),采取“中立”的立场只能是背离科学精神;第三个层次涉及利益、观念、价值取向等问题,才可以采取中立客观的报道方式。

  但毫无疑问,第一层次的客观报道是第二、第三两个层次的讨论能够正常化的基础。而之前十年,中国多数关于转基因的报道都还只涉及到第一个层次,诸多媒体在报道科学及事实部分时,要么直接传播谣言(比如“转基因的安全性尚无定论”“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不吃转基因”等),要么貌似“中立”地做“平衡”,将科学家的解释淹没在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中。

  第一层次报道的失败导致整个社会对转基因产生了误解,在这个基础上,后两个层次的讨论事实上已经失去意义,迄今也就没有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由此,当前中国的实际状况就是:关于转基因的报道,几乎都是科学事实与谣言谬误的争锋,报道者如何能“中立”?换句话说,将谣言与事实并立的“平衡报道”怎么可能客观?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来自非本领域科学家的声音),中科院遗传所的姜韬在报告中帮记者厘清了“隔行科学家”的概念,我的回答则只有一句话:来自非本领域科学家的声音等同于公众意见。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够让人满意,因为在“同行科学家可能被利益裹挟”的猜测(阴谋论)面前,一些人会认为“隔行科学家”能提供更客观中立的意见。记者终究需要判断更基础的问题:究竟谁说的更科学、更接近事实?这就导出另一个问题:做科学报道,记者需要具备怎样的资质?

  我大体同意我的同行袁越(土摩托)的一条意见,他劝那些文科生不要去做科学记者。科学报道确实存在专业壁垒,一个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记者做科学报道,其危险等同于雷区行军。但我同时强调另一句话:对于媒体人来说,兴趣可以弥补、甚至胜于专业。如果一个文科生对某领域的报道确实感兴趣,同时还愿意学习的话,则他完全可以比某些出身于本领域的专业人士做得更好。至少在转基因报道领域,我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尽管概率较小。总之,对所要报道的专业领域有较全面的了解,都是做科学记者的必备基础――也就是所谓的“资格”。

  有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从媒体报道角度来讨论中国的转基因舆论环境及这项技术的处境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媒体本是社会的t望哨,他们要把自己观察到的信息准确反馈给社会――这个“准确”应该建立在对所看到的信息认真分析和判断基础上。但在转基因领域,我们分明看到了这样一场战争:

  敌军先是制造并亮出稻草人,部分t望哨不加辨析地将稻草人当作真实敌情通报,我军出现骚乱。此时清楚实情的情报分析中心不屑于站出来解释,尽管有打酱油的技术兵给出了准确判断,并呼吁大家没必要惊慌,但因声音太小而未引起全军重视。

  尝到甜头的敌军继续制造更多稻草人,更多t望哨加入报道“敌情”,一些t望哨开始夸大其词,将稻草人报道为飞机大炮;尽管也有个别哨兵明确告诉大家那是稻草人,但其声音迅速被淹没。

  再往后,敌军干脆收买t望哨,让他们自己制造稻草人,这些被收买的t望哨不负敌望,在他们提供的敌情中,稻草人已经演变成能致亡国灭种的生化武器。此时情报分析中心才开始重视这种乱象并站出来解释,但多数t望哨众口一词,认为情报分析中心及那个打酱油的技术兵等人都已经被敌方收买。

  最终,敌军未发一枪一弹,我军在大恐慌中大溃败。

  无法否认,在这场战争中,指挥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没有听从情报分析机构的专业意见;但大恐慌源起于t望哨因专业水平不够或职业操守缺失而导致的失职,他们更应该受到整肃(在此不得不借用一次我很不喜欢的这个词)。

  整个社会败战于稻草人,这多么像是一则寓言!然而,这不是寓言的寓言,不仅发生在我们身边,还真实地发生在了部队的一两个将军身上,他们居然真的相信并传播“转基因是亡国灭种的生物武器”这样荒诞的言论。幸好这样的将军还不多。

  反转十年,整个社会已经付出惨重代价;尽管稻草人只是虚幻的敌人,但要社会大众看清其本来面目、从而消除恐慌,绝非朝夕之功;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拿出勇气,无视稻草人的存在,推动社会继续前进,这才是消灭恐慌的最佳方式。

  (本文整理、延伸自笔者在“转基因报道记者研讨会”上的发言,原发于《基因农业网》)

(XYS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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