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风波”与转型期“反启蒙”现象

  作者:唐亚林

  要认清“韩寒风波”的本质,就需要把握好韩寒的两个相互交叉角色:一个是作为80后叛逆代表的“旗手”韩寒,它是21世纪初由媒体与资本集团联合设计与塑造出来的、与既有体制进行“隔靴搔痒战”的“假想偶像”。在“韩三篇”出笼后,尤其是在“韩三篇”遭遇到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诘难后(被认为是给当局的“投名状”),其“偶像”地位逐渐消解;

  另一个是作为谋取个体与团体私利的“造假者”、“代笔者”韩寒,2012年1月以来遭遇到民间自发关于《三重门》等作品、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事件是否存在“代笔”与“造假”问题之真相追问,在以麦田、方舟子为核心的网友接力式揭露过程中,其信誉已完全破产,只能转型去做娱乐明星“国民岳父”了。

  无论是作为已过气的“旗手”之韩寒,还是作为现今的“造假者”、“代笔者”之韩寒,都与曾经风光一时的“当代鲁迅”、“青年意见领袖”角色反差太大。此时此刻的韩寒,可以用“虚与委蛇”、“落荒而逃”八个字来形容,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这个韩寒究竟是真还是假?他曾经的“旗手”地位与作用是否还需要维持?他是否就是民间所形容的集“大骗子与二傻子”于一身的“虚假偶像”?

  由“韩寒风波”本质问题又衍生出一个更值得追问的急切问题:中国百余年来的启蒙主义在今天是否还有市场?它是否能够继续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有效的思想与理论资源?一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启蒙主义又需要如何自清与转型,才能有效担当起其在当下中国的独特历史使命?

  应该明确的是,这两个问题互为关联,而且,启蒙主义是否有资格为当代中国的思想市场提供理论资源是一个真问题,而作为“旗手”与“造假者”、“代笔者”角色兼具的韩寒只不过是作为这个真问题的一个历史注脚而已。

  首先,观念的变革一直是启蒙主义的核心。

  无论是西方启蒙主义运动,还是近代中国以来的现代化之路,都试图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正义、博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来解构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专制主义的幽灵至今仍阴魂不散,不时遗毒人间,从此角度上说,启蒙主义还是能够继续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有效的思想与理论资源。

  其次,启蒙主义的关键是“何以能”的问题,这包括“何种启蒙”与“谁之启蒙”两个内在相连的内核问题。

  在执政党追求自己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主流价值时,建构在现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潮以及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基础之上的启蒙主义价值,必然受到种种限制,同时,其合理成分被吸收并整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其后果是符合既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得到张扬,不符合既有意识形态的价值被扬弃。

  这就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困顿:一旦秉持启蒙主义价值不退让,不顾既有制度的束缚而进行大力宣传时,往往容易受到打压,让个体遭受种种莫测;为避免个体(包括其家人)受伤害,或者说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算计,就必然要去寻找可以言说与代表的空间与人物。恰恰在此时,一个可以带着面具说话的虚拟网络兴起了,它正好提供了这种言说的绝好空间与市场――打造出一个虚拟的偶像作为假想的代表,并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而韩寒博客的兴起、公知微博的泛滥莫不如是。

  换句话说,作为“旗手”的韩寒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与当局或既有体制进行“隔靴搔痒战”的“假想偶像”,即一个“假想敌”而已。而启蒙主义本身所应肩负的为民众提供开启理性、祛除蒙昧、追求真理之路径,被弃之一旁。

  第三,“旗手”韩寒的成长与发达历程,正好是转型中国乱象的集中体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力度达到空前状态,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也达到了顶峰,社会转型、社会失范、社会失序的叠加与相互强化,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权力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

  以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以及《三重门》出版为契机,作为反教育体制代表的80后叛逆青年横空出世,经过媒体与资本集团的精心策划、包装与呼应,一枚射向既有体制的“旗手”韩寒、媒介-资本集团与庸众“联合体炮弹”就这样炼成了:得名得利的韩寒乐于从事自己喜欢的赛车与捞钱活动,得名得利的媒体成为媒介“良心”风向标,得利的资本集团成为逐利有方的企业家代表,得名得利的媒体人成为频频出镜与露脸的媒介名人,而无权无势又处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潘浚则过足了既安全又无奈的被代表的“发泄瘾”!

  时过境迁,因“韩三篇”的出笼以及“造假者”、“代笔者”真面目的被揭露,当初被用来作为与既有体制进行“隔靴搔痒战”的“假想偶像”之“旗手”韩寒现象,被证明只不过是百年来中国启蒙主义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拙劣表演而已。

  第四,“代笔”与“造假”之韩寒,则成了转型中国考验启蒙主义真与假、是与非的试金石。

  自从2012年春节前网友麦田打响《人造韩寒》的第一枪(认为韩寒的成功是其父韩仁均与出版人路金波“人造”和“包装”的结果,其获首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获奖作品由其父代写),由方舟子为代表的众网友接力式揭露,终于将韩寒当初获奖可能存在“造假”(在公证处的获奖档案中找不到其名字),以及无论是其出版的代表作,还是博客上议论时政的博文,乃至“韩三篇”,均乃其父韩仁均(曾经的笔名也是“韩寒”)以及其他枪手“代笔”之事实,以证据链的形式予以完整的披露与锁定。

  恰恰在此紧要关头,作为当事人的韩寒一方面出尔反尔,起诉了网友与方舟子以后又撤诉,另一方面龟缩着对严重侵害其及其家人名誉的侮辱、讨伐、挑战等行为,始终不敢做丝毫的正面回应,并彻底告别曾经获得巨大名利的博客与写作,转型当起了“国民岳父”,拍电影去了。

  与此同时,曾经联手包装“旗手”韩寒的众多媒体―资本集团以及由媒体人、少数高校人文学者以及作家组成的泛利益朋友圈子,却利用其主导媒体话语权的契机,罔顾既有事实,颠倒黑白,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再替骗子张目,始终维持其向既有体制开炮的“假想偶像”地位,既为自己的安全,又为自己曾经的愚蠢与现今的怯懦,还为所谓朋友圈的江湖义气继续撕裂社会,让本来可以一清二楚的韩寒“造假”与“代笔”事件无法水落石出,导致社会共识无以生成。

  这种状况让好端端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启蒙主义蒙上了一层黑qq的阴影,也让启蒙主义遭遇到了是非的拷问,置无权无势网友的正义呐喊于无奈之地,让整个社会的诚信、正义一再受到挑战,甚至成为变相鼓励骗子、投机分子、钻营分子大行其道的恶质文化基因传播之温床。其结果是本来想为启蒙主义推波助澜而设计和塑造出来的“旗手”韩寒,反而因为“造假者”、“代笔者”的角色无法揭露,而成为启蒙主义在转型期的巨大障碍,产生了一种与启蒙主义对着干的“反启蒙”现象。

  最后,启蒙主义只有摒弃救世主心态,回归本真,步入民间,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没有真,何来善美?没有是非,只有站队,何来理性去魅?没有民众的觉醒,仅有伪装的精英的自说自话和装腔作势,何来整个社会的自我净化与整体腾飞?

  之所以说作为“旗手”与“造假者”、“代笔者”的韩寒,只是启蒙主义是否有资格为当代中国的思想市场提供理论资源这个真问题的一个注脚,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当初的韩寒存在造假与被代笔,以及后来的韩寒存在被设计和塑造成向体制开炮的“假想偶像”这一基本事实,就等于在干“反启蒙”的龌龊勾当,就等于在干反启蒙主义的逆历史潮流行为,就等于在把中国上百年以来启蒙主义所取得的成果肆意挥霍并可能导致其最终毁于一旦,就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频现困顿的罪魁祸首,属于真正的罪莫大焉!

  因此,彻底厘清韩寒“造假者”、“代笔者”的真面目,摒弃虚拟的“开路先锋”式“伪旗手”,回归本真,推动全民觉醒,既是当代中国验证启蒙主义真与假、是与非的试金石,又是启蒙主义在当今中国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

  当然,我们在张扬启蒙主义的大旗时,别忘了铭记研究威权主义转型的学者吉列莫尔・奥唐奈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的一句经典话语,以充分体认到在当代中国张扬启蒙主义之艰:“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XYS20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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