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访韩之医学纪闻

  作者:张功耀

  6月20日启程,到6月26日返国,我第三次应邀访韩。前两次是应邀到韩国做专题学术报告。这一次是直接与韩国医学界的专家做学术交流。这三次访韩的主题都是东医(亦称“韩医”)问题。

  起初,我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安慰剂效应造成的哲学困惑》。这是一篇我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写成的论文。因为现成,做出PPT来,就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主办单位特别指明要我谈谈中医药问题。于是,我就另外写了一篇《作为伪医学的中医》给他们。在翻译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用的是fake,而不是以加pseudo-词头表达,翻译了其中的“伪”字。2006年,我曾经对新闻界说过,“中医连伪科学都算不上”。所以,我认为,用fake来表达这个“伪”字是最贴切的。在我看来,中医根本就不是什么医,而是以医的名义施展出来的骗术。只是由于许多疾病具有自限性,而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非常愚昧,识别不了这些自限性,并且他们几乎在所有可能的领域缺乏起码的排中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能力,才使得这种以医的名义施展出来的骗术还很有市场。

  就世界范围来说,在拥有千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大约只有我们、韩国和越南,还没有处理好主流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关系。我去过越南。越南的医学落后是非常明显的。越南的军人至今还在仰赖“越南军膏”提供健康保证,就是这种医学落后的重要标志。中国和韩国的医学国情非常相近。这两个国家,主流医学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韩国的生理学、生物学、病理学、牙医学、整容术,可能比我们要领先很多。韩医学和中医学,事实上已经不是,也不可能再成为这两个国家的主流了。可是,这两个国家传统医学(实际上它们都没有资格享有“医学”的称谓)的现状,却有着惊人相似的荒谬。

  韩国现有西医生13万人,残余下来的韩医生2万人。这个比率与我们中国很接近。现在的韩医生,平均每月的收入在200万韩元上下,属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一类韩国人。而韩国西医生的收入,最低都在韩医生平均收入的四倍以上。这一点,中国的西医生明显不能与韩国相比。如何提高我国西医生的待遇,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履行他们治病救人的职责,应该是我国医疗卫生及人力资源行政部门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据我观察,韩医生与中医生具有相同的职业特征,那就是“除了摸脉和开单子,什么都不会”。所以,韩医生一旦失业,所能造成的社会问题,和中医生失业一样,都是很严重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我国中医药大学里边教中医药的那些老师,一旦离开中医药大学那个乌龟壳,绝对是废人一个。为了照顾韩医生们的生活,韩国政府经常出台一些政策,努力地使韩医生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来源。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遗留问题比韩国要复杂得多。中国政府能够调动的权力资源也要比韩国政府丰富得多。

  但是,韩国的西医生不同意他们的政府继续推行对韩医生的照顾政策。因为所有这些政策的出台都变成了对韩医生非法行医的鼓励,增加了韩医生在医疗和保健领域添乱的机会。韩国一位从事循证医学(他们叫做“科学中心医学”)的康姓学者在会上揭露说,SARS爆发期间,全世界医学界都指出了蝙蝠在SARS病毒传播中的媒介作用,但是,韩医生居然就在SARS爆发期间,给患者开蝙蝠屎(夜明砂)治病。韩医生通过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做广告,销售据称可以使未出生的婴儿变性的韩医方,每个方子卖33万韩元,也受到了这位康姓学者的严厉批评。他特别指出,韩医学的全部医疗设计都是错误的,而且错得荒谬离奇。即使完全没有行医经历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荒谬。韩国医学影像学会的金会长也在会上揭发说,现在的韩医生在使用CT扫描为患者测脂肪厚度,以此向要求减肥的人证明他们减肥的“科学性”。这是不能容忍的。在讨论中,一位来自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负责人发表意见说:“现在已知的疾病有2000多个类别,韩医生究竟能管多少?……,韩医生使用现代医疗仪器,属于一种卑劣的生存战略,应当制止他们使用现代医疗仪器骗人。”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韩国政府照顾韩医学人士生活困难的政策,既蕴含了对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的严重危害,也蕴含了对人民群众的经济欺诈。所以,韩国西医界发誓,要努力改变西医和韩医并存的“二元化”局面,尽快推动实现国家医疗体制的“一元化”,也就是,理直气壮地弘扬科学医学,废除韩医学。

  这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有两篇主要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来揭露中医和韩医的。除我的文章外,还有一位韩国医生的文章也属于这一主题。从他的发言中我得知,远在18世纪,韩国就已经有人开始批评韩医学,并主张韩国的医学走科学的道路。他列举的历史人物有李、金锡文、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丁若镛、崔汉绮。我对韩国的历史不太了解,不知道他列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国内如果有人对这些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做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来,传达给国人。

  这位先生还特别谈到了针灸。他说,1998年,韩国著名的脑科学专家赵先生(名字没有记下来),曾经发表过一篇支持针灸的文章。这位赵先生是老资格的医疗评价委员会委员。他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赞扬过针灸止痛,并认为,这个结果具有重要的脑科学研究价值。可是,在继续进行了七年的研究之后,他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引述这位赵委员的话说:“扎100次针灸,不如打一个耳光”。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背痛,在背上扎100次针灸止痛,还不如用巴掌在背上打一下。到2006年,这位赵姓的医疗评价委员宣布,撤销他在1998年发表的那篇论文。这种敢于纠正错误的科学精神,与我们中国人单纯追求论文数量和到账的科研经费相比,截然相反。

  会议请了两位同步翻译轮流工作。通过同步翻译,我清楚地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赵委员说过,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种可以叫做‘韩医学’的医学。世界上哪里会有如此不负责任的医学?”

  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与我关于“中医根本就不是什么医,而是以医的名义施展出来的骗术”的论断,如出一辙。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一位姓洪的医学伦理学家。他引述了四条医学伦理学准则:自律(autonomy)原则,无恶意(non-malevolence )原则,有利(beneficence)原则,公正(justice)原则。第一条原则要求医生行医必须能够自己约束自己,不要从事自己没有把握的医术。第三条原则是医生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必须是对患者有益的。第四条原则强调医生在评价自己所施展的医术的后果的时候要客观公正,自觉接受全世界都通行的双盲对比评价。我本人最感兴趣的,是他提出的第二条医学伦理学原则,即,“无恶意原则”。

  在我们中国,中医自古以来就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仿佛给人治病天生就是人道的。由于我们中国的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学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所发表的医学伦理学论文都是些诸如“白求恩精神”一类的“革命的人道主义”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停留在“医术即仁术”的水平上。可是,事实上,给人治病最容易包含乘人之危的恶意。洪先生引述的这个“无恶意原则”,率先把“仁术”的外衣剥去了。它让所有医术都暴露在是否存在恶意的道德审判台前。这是最让人感到兴奋的。

  紧接着,洪先生用这四条原则质问韩医学的从业人员,他们有没有自律的自觉性?他们明知自己治病的能力低下,却不断地以卑劣的手法,甚至不惜借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欺世惑众,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这样做,是否遵守了无恶意原则?他们明知马兜铃科植物不能给患者带来丝毫的健康利益,而且已经在全世界证明会造成对肝脏和肾脏的严重损伤,他们却至今不肯放弃使用这些东西,这是否符合对患者有利的伦理学原则?韩医生评价医疗效果,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拒不接受全世界通行的“金规则”评价,这难道不违背公正性原则吗?鉴于对韩医学现状的判断,洪先生提出,应当对韩医学重新进行严格的行医执照审查,看病范围的资格审查和自律审查。没有取得行医执照的韩医生,不允许继续行医;不在韩医生看病专长之内的疾病种类,不允许韩医生接诊;曾经有过行医不良记录的韩医生,经医学评价委员会评价做出决定之后,拒不承担责任的,可视为丧失了行医自律的道德,应当给以警告或取消其行医资格的惩罚。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韩国医师们所谈到的“非法行医”,与我们中国政府谈到的“非法行医”,具有不完全对等的内涵。在我们中国,“非法行医”专指那些没有行医执照的人行医。至于有行医执照的医师不守医德,不科学地使用医疗仪器,违规施展医术,在我们中国是不算非法行医的。比如,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用CT技术测患者的脂肪厚度,用血压计为患者测完血压之后,把高血压说成“心气虚”,在我们中国是不算非法行医的,在韩国,这样做则算非法行医。韩国有一个医疗评价委员会。不管是有行医执照的,还是没有行医执照的,他们所施展出来的医术是否违规,都由他们评价。而且,他们做出的评价具有法律效力。无论是谁,凡被查出属于违规的行医行为,都属于非法行医,都要受到惩罚。上面提到的赵委员,就是专门从事医疗评价的。据他透露,韩国的非法行医非常严重。其中,绝大部分非法行医是韩医生造成的。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没有医疗评价委员会,如果成立一个这样的评价委员会,也会受到“弘扬中医药文化”的污染,做不出客观的评价。由于我们中国的“非法行医”概念至今模糊,更谈不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于是,就造成了当前日益严重的医患关系紧张。

  在讨论环节,有医师对韩国医师协会属下的韩医学对策委员会提出建议,除举办这样的活动之外,还应当着手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这个建议的医师说,现在韩国报考韩医药大学的年轻人,每年还有5000人。尽管这些年轻人明明知道学习韩医学不好就业,而且,即使就业,收入也很低,但是,报考韩医学大学的人数却还有这么多。他希望韩医学对策委员会找出一些对策来,引导那些有志于医学事业的年轻人,走科学医学的道路。

  会后,我问韩医学对策委员会的委员长刘医师:“韩国年轻人报考韩医学大学的动机是什么?”

  刘医师告诉我,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80年代以来,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这个国家有“小中华”之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6・25战争”(我们中国叫“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叫“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独立自主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尽管它与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崛起的模式不同,韩国不是靠美国扶持的,日本是靠美国扶持的,但是,韩国崛起之后,却发现他们没有多少民族性的东西。于是,一些韩国年轻人把韩医学看作是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就使得不少年轻人选择报考韩医学。

  另外一个原因是西医药大学的学习周期长,学费贵,拿到西医药行医执照不容易。

  我问刘医师,在韩国学习西医药需要多少年才能毕业。他说,需要6年才能拿到本科毕业文凭。本科毕业以后,还要经历实习医师(2年)和驻院医师(4年)两个阶段,经考核合格之后,才能拿到行医执照。而韩医学大学的入学和毕业都没有这样严格。韩国的韩医学大学都是私立的。办学方式大约与我国30年代的陆渊雷办上海国医学院相类似,两年、一年、半年,都可以毕业。毛泽东1965年发表的“六・二六指示”就曾经主张“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据我推测,这种办学方式比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有效地刺激了韩国年轻人选择报考韩医学。

  访韩一周,就我对韩国医学界的所见所闻,大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国存在的韩医学问题,与我们中国存在的中医学问题,仿佛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他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存在;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存在。所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们可以邀请我这个“境外势力”(其实,我既没有势,更没有力)到他们那里去公开发表批评作为韩医学母本的中医,而在我们中国,我要公开发表对中医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发表纯历史、纯哲学、纯伦理学的医学研究成果,也比登天还难。至于我国那些在“中西医结合”的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西医界人士,尽管他们私下议论中医药的不少,但是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话的却没有几个人。这种明哲保身的哲学正在贻误我国的医学变革。所以,我对韩国医学界的人士说,21世纪的反中医之花开在中国,但它将来最先结果恐怕是在韩国。

(XYS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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