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南大学全体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公开信

  2000年以来入中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同学们:

  我是曾经为你们负责《自然辩证法概论》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2012年改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两门课程的张功耀老师。在这15年中,你们一届一届的入校,又一届一届的毕业。尽管我只能叫出你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但是,我相信,我留给你们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你们当中曾经有人评价说,“听了你的课之后,我们才算真正地学了哲学”;“像你这样有吸引力的政治课,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听你的课是一种享受”。事实上,我本人也从你们那学到了不少。我的教材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为我纠正的。我很满意地从这15年的教学过程中收到了“学学半”和“教学相长”的教学效果。

  但是,从2013年开始,我不得不终止了为博士生开设公共政治课。我今天要告诉同学们的是,这不是学校禁止了我为你们开课,而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彭升和前研究生思想教育中心主任黄永鹏(学校建议对他免职,马克思主义学院对他实际执行了辞职),一再以“假传圣旨”(据说某教育部副部长有明确指示)的方式,干扰我的正常教学,我才不得不放弃为你们开课。

  从2012开始,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逼迫我也像他们一样,直接用教学大纲上课和考试。对于这种荒谬的做法,我做了再三的拒绝。在拒绝无效之后,终于在当年的博士生公共课结束考试时,我校进行了旷古未闻的直接用教学大纲考试。你们当中,有的已经是教授。你们清楚,直接用教学大纲上课,是每个识字的人都能做的事。但是,你们毕竟是在读的博士生。

  2013年,他们还要继续这样干,我便愤然地不干了!因为这有损于我心目中的师道尊严。

  师道尊严是孔子倡导的。但是,我所理解的师道,与孔子所理解的师道有些不同。孔子理解的师道是作为人的老师应当高于学生的等级。我所理解的师道则是老师应当坚守的职责。这种职责体现为老师所信守的教育哲学。

  按照我的教育哲学,教育是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更不限定于某一个国家,当然也就更加不限于某些特定的政党、阶级、阶层和宗教。所以,严格地说,我不是中南大学的教授,而是在中南大学拿工资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老师。你们可能还有印象,我给你们讲授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的。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办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邓小平语)的教育。

  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为了完善受教育者的知识和人格,发展受教育者的能力,而不是把受教育者训练成一种特别的器具,以供抱有他种目的的人使用。依据蔡元培先生所阐述的这个教育学原理,我所做出的延伸理解是,教师必须首先自觉地努力追求知识,完善人格。才能完成蔡元培先生所阐述的这个教育的目的。所以,我认为,老师自觉地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是最根本的师道。由之,我的教育哲学是,要教给学生一滴水,老师必须自己先拥有一瓢水;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自己必须先拥有一桶水。
  我从1973年2月28日开始教书。当时我还不到17岁。从那时起,我教过的学生陆续形成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生“不断代的系列产品”。仔细回忆我的教学生涯,我深切地体会到,小学一年级是最难教的。我原以为,我所拥有的知识,完成对小学一年级的教育,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我得承认,我教小学一年级(包括语文、算术、绘画)是彻底失败的。至于我为什么失败,则是我在陆续地读了夸美纽斯(Commanius)和皮亚杰(Jean Piaget)等人的教育学论著之后,才明白过来的。事实上,教育过程并不是老师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那么简单的。回想起来,我当年教小学一年级的知识状况,远没有达到“一瓢水”和“一桶水”的要求。其中,我尤其缺乏对儿童的认识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

  从1990春季起,我开始从事高学历的教育。通过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比较,我总结出了属于我自己的一条教育学原理:

  从事蒙学教育的老师,不要讲学生不理解的东西;从事高学历教育的老师,不要讲学生已经知道的东西。

  依据这样一条教育学原理,我在2000年第一次给博士生上课的时候,就引述了前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生前说过的一句话:

  我自己已经讲过的我不讲;

  我已经发表了论文,出版了书籍的,我不讲;

  别人已经讲过的我不讲。

  当时,全中国正在搞“三讲”。对应那个“三讲”,有学生戏称陈寅恪的这个话为“三不讲”。

  陈寅恪先生曾经多次宣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位公开宣称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毛泽东在全国初次设立院士制度的时候也不得不尊重他的学识,并且指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像这样有影响的人,学部委员还得给他。”

  陈寅恪是连毛泽东都不敢轻视的学者。到我们这一辈,当然无法与他老人家相比。具体到为高学历学生开设由教育部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实践我的“不要讲学生已经知道的东西”的教育学原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的探索是成功的。我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不断地追求新知识,扩大知识面;二是发挥我对现有知识进行哲学批判的优势。所以,我每在讲台上讲一小时,事先我都至少需要准备7个小时。我花在备课以外的知识追求,当然不在这7小时以内。比如,从2006开始,为了应付网民对我提出的医学质疑,我至少每天阅读英文的医学文献一小时。

  显然,我的这种在高学历的教育中“不要讲学生已经知道的东西”,相对于据说来自教育部某位副部长的那种“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教学”(照纲宣科教学法的遮羞布)的教育哲学来说,不只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洪水猛兽。正由于我国高学历教育当中,已经不再倡导“讲学生还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上课的不立言,著书的不立说”(我的话),已经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当中的一种时尚。于是,老师把追求知识的时间用来打牌,然后以“保持一致”的方式,按照教学大纲,原原本本地,一边糊弄学生,一边拿课时费。学生则成天围绕着老师打听“如何考试”“考试的重点在哪里”。流风所及,就使得我们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黄永鹏,敢于把《自然辩证法概论》那样需要自然科学、哲学、科学史基本素养的课程,卖给毫不相干的老师和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去糊弄。甚至,我校最高学历的博士生公共课,竟然也直接用教学大纲上课和考试了。

  老师自己不以求知为己任,单纯为了课时费而争课上,这极大伤害了我心目中的师道。为了维护我心目中的这种师道的尊严,从2013年开始,我才拒绝与彭升和黄永鹏为伍,放弃了为博士生开课。值得顺便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院个别领导,现在还在插手我校硕士生的《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教学。他们试图把这门课也改成“直接用教学大纲上课和考试”。对此,我至今还在进行坚决的抵制。如果我的抵制无效,从今年下半年起,我将继拒绝在中南大学为博士生开课之后,拒绝在这所大学为硕士生开课,乃至于全面“罢课”!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2012年以来加入我们中南大学的博士生同学们,我是一直反对彭升和黄永鹏为博士生开课的。不客气地说,他们没有为博士生开课的知识水平和哲学素养,更不用说他们见钱眼开那种低劣的人品了。他们硬抢着给中南大学的博士生开课,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个别领导为构建属于他们小圈子的“和谐社会”造成的。就目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资状况来说,适合于给博士生开公共政治课的不是他们两个人。为此,我曾经多次向研究生院和校督导组提出建议说,为中南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公共课的老师,一定要选拔那些学识和人品都比较高尚,而且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我的理由是,一个不合格的专业课老师,可能只是影响一两个或十几个研究生。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公共课的老师如果不合格,造成的社会影响则是不可低估的。研究生院培养办负责人和督导组的老师,都赞同我的这个意见。实际上他们私下里也认为,至少黄永鹏是不适合给博士生开课的。可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某位领导,却一再拒绝采纳我们这些人的意见。

  同学们:

  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毕业了,有的还在学校学习。母校一直以你们为荣。你们也一直在以母校为荣。我们这所大学,毕竟是一所“九八五大学”。恕我直言,在母校发生直接用教学大纲给博士生上课和考试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这所大学的耻辱!为了学校的荣誉,为了你们毕业以后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南大学毕业的”,而不要被人家耻笑:“你们中南大学的博士生是直接用教学大纲教出来的”,我殷切地期盼你们勇敢地起来制止这种可能给你们带来耻辱的荒谬!

  张功耀 上
  2014年6月12日

(XYS201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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