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与反腐朽文化谁重要

  作者:贾湛

  沐清夏《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一文的观点不敢苟同。文章认为: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是科技官员的腐败。于是他欣赏施一公和饶毅,而对宫鹏则笑其不懂老庄。我想中国绝大多数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这是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决定的。假如多数人认为对就是对,则中国就没有大问题了。

  网上许多人骂何祚庥,指责他说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我不知道他说过没有,但我确实知道他说过中医中有90%是糟粕。但不管是指的中医亦好,传统文化亦好,在网络文章或在媒体采访中用百分率一词与社会调查报告中用百分率一词意义是不一样的,谁都能明白这只是一种强调口气而已。不过真要作一次认真地课题研究,可能90%的糟粕不管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对中医来说只有多不会少。我曾说过,许多古代优秀的民族,后来主要被自己的文化打败的。因为在科学诞生前,人们搞不清哪些文化是好的,哪些文化的多余的,哪些文化是糟粕,在自然状态下,和平时间越长,好的文化积累速度远小于糟粕文化积累速度(本人认为可以用类似熵增原理来证明),于是过多的人从事多余的文化和垃圾文化,导致民族衰落。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波普尔早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说除了自然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外,还有精神产品的世界。这对马克思理论是一个有力地批判,但这丝毫没有让天天喊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我国政界和社会科学界有任何触动,否则早该修改马克思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了。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很容易证伪。可改革开放以来这么长时间没有有影响力的人质疑它。我想可能是因为波普尔理论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成份,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那么简明,这阻碍了中国的理论界对其的重视。多年前我就在自己的博客里提出了更简明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即第一世界有关自然物质,第二世界有关精神(包括所有非物质化的文化),第三世界即精神产品(主要指各种商品)。这样划分的好处,在于方便寻找因果关系,以便找到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精神是大脑的产物,所以唯物主义没有错(波普尔反对唯物主义理论有其社会文化背景)。但把它不严谨地推广到社会问题上来,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失误(我认为这个错误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灾难的根源)。许多商品是物化的精神产品,显然精神在先商品在后。所以社会存在(在商品经济的当代,社会存在几乎就是指各种商品的总和,直接所利用的自然物质所占部分极少)决定社会意识是因果倒置了。具体的说,你花大价钱买来一大堆先进的仪器设备,你就能全部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细节了吗?错。如果你不认认真真地组织力量研究它或请人来详细指导,极大可能是直至新的更先进的仪器出现后很久,你还搞不清楚它,这就很难仿造它,更不要说搞创新。相反,你重视科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理论队伍和技术力量以及完善地管理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一定能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产品来。似乎许多人会认为这误解了马克思原理,因为在许多人眼里,理论、技术和管理理念等不属于社会意识。那么再举例说:按理原子弹氢弹早就存在了,谁都知道它危及人类,可是在反帝反美的长期媒体宣传影响下,有几个人支持反恐的。当年我在网上没有看到一个不支持本.拉登的。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物理上讲,当我们说一个量决定另一个量时,前一个量应该是自变量,后一个量应是它的函数。一个自变量的值对应一个函数值,而一个函数值可以有不同的自变量值。可见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指如果能大致量化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话,则社会存在处在一定水平就决定了社会意识必定会处在一个相应的水平。但事实上世界上有差不多经济水平的社会,意识差距很大。相反,接受科学思想方法文化意识较先进的社会,其经济迟早都会走到前列。可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要比反过来说正确得多。

  回到主题上来,反贪与反腐朽文化谁重要呢?反贪属于具体的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一环,反腐朽文化属于文化建设问题。如果你头脑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你一定认同沐清夏的观点,则宫鹏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就不重要。但如果你逻辑上能认同三个世界的理论,认同文化知识决定商品,你则明白宫鹏的见解更深刻。其实早就有科学家尖锐地提出中华文化对中国科技的阻碍作用了。特别是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提到过《易》文化对科技的阻碍作用。可惜他太老了,经不住具有强大落后文化势力的攻击,后来一直看不到他这方面的精辟文章。可悲的是在中国象他那样敢于反抗传统文化的科学家实在太少。

  如果说科学家们不敢反抗传统意识是害怕被迫害,那么不能解释象钱学森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会支持伪科学。如果说科学家会不懂科学,一定会有许多人嘲笑我。其实搞科学,特别是搞技术的确实不一定要懂科学。因为搞科学特别是搞基础自然科学,为了提高思维效率常采用形式化方法。科学家不一定要懂逻辑和一些科学方法,只要按前人规定好了的形式化方法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能保证严格推理了。比如讲,运用定律定理逻辑与的推理,常常只要解方程组就行了。解方程时必需注意思考每个符号代表的概念同一性问题,但这远远比生活中用到的词汇同一性判断简单。同样可定量化思考的问题矛盾律的判断也没有生活中问题复杂。这是因为科学问题常常把实际问题简化了,要素少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判断自然容易。所以说科学家离开了形式化方法,离开了他们研究的领域,逻辑能力不一定比常人好多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严格地逻辑训练。我想这也许就是许多科学家也会支持中医,支持人体科学,支持水变油等众多伪科学的主要原因。

  沐清夏把中国的科技问题主要归因为科技贪官问题,不能不说这是浮浅的。在如此落后的文化背景下,这能真正解决科技界的腐败吗?且不讲反贪过分会不会有社会动荡(俗话说法不治众),就算把所有科技贪官抓起来,换新的官员上马,你能保证新官员不腐败吗?一个不求真只顾自己利益的文化环境下,会出现几个有出息的官员?为让大家认同我的观点,先说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儒教与道教是中国几千年来影响最大的两大传统文化。近代之前儒教的影响远远超过道教,但现代中国则相反,这不只是因为五四和毛泽东反孔的原因,而主要是现代社会追求自由,儒教最缺少的就是自由,所以无论传统文化卫道士们怎样去修复也难以让年轻人按儒教宣传的那样寻规守矩。相反道教反对人为的束缚,主张一切顺其自然。这种意识与追求自由的现代主流意识看似冲突不大,所以当今受传统意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老庄道家意识。

  儒教与道教的共同点就是保守,反对创新。而主要不同点是对立的,儒教强调人治,道教弱化人治,强调顺其自然。如果你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你会发现道教比儒教更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你的大脑只要不是中医式的笼统思维,你就能明白,“顺其自然”与“尊重自然”看似相似,其实差别巨大。受老庄“顺其自然”的思想影响的人们常常放弃人为努力,放弃与自然的抗争,甚至放弃认识规律,听天由命;而具有“尊重自然”科学意识的人们,总是努力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尊重和利用规律创造条件,在各种自然所允许生活方式中选择最佳的方式。石器是一类自然产生概率并不太小的人造物质,而手机则是人们靠掌握的多种自然规律创造出的自然产生的概率几乎为0的人造物质,显然有手机的生活比没有手机的生活好得多。比较杂交作物转基因作物技术含量高得多,自然产生概率也小得多,所以选择转基因作物让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人们生活更好。自由是与人的认识水平有关的。认识的规律越少,为了安全越会把禁区人为的扩大,自由就越少。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由经济,以为看不见的手总会让社会适应各种变化。其实你只要看看众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言论,就会发现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去探求社会规律任凭社会自由发展的。工业革命初期的思想家,有哪一个没有较为系统和复杂的社会理论的?几乎没有不反对听其自然的。比如洛克认为:没有什么天然的政治,没有谁天生就是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天生就该被统治。而休谟则进一步说:政治不是天然的东西,它是一种社会产物。并强调政治制度人为设计。亚当.施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受休谟影响下产生的,完全不象我们国家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理解的那样。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连一些基本理论(如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谁决定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等)都不去认真细致地讨论,可想而知是怎样的一个水平,几乎完全停留在马克思时代,甚至倒退。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是逻辑是理性。儒家因为没有逻辑,所以其理论完全是崇古的,古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尽管孔孟的言论十分精辟,至少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社会的稳定很起作用,但其理论是信条式的,没有可推理的部分,于是时代怎么变,信条式的理论根本变不了。道家的理论本来就是反智的,连自然规律都反对去探索,更别说强调逻辑,把握思维规律。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没有规律,不需要去认识,或者认识了也没有用,个人无法改变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有几个人真正为社会着想,有几个会反抗不合理的存在?事实上我们看到,任凭方舟子揭露科技界的黑暗文艺界的丑陋还是保健品市场混乱,总是得不到足够多的人们的支持。这是一个可悲的社会。

  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说中国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将勤奋与狡诈可怕地结合起来了。他注意到,中国统治者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老百姓勤劳刻苦。二是要老百姓服从安静。这两点的解释,他主要从自然环境加以说明,比如,他认为中国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殖,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奢侈是有害的,必须勤劳和俭约(中国一直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是因为佛教虽然与道教大致相容,但寺庙多了,和尚多了,种田人就少了。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一直很矛盾,常常宣传佛教麻痹人民,但过盛了又命令毁坏寺庙)。但孟德斯鸠不是完全从自然环境来解释中国人的个性。特别是对中国人狡诈性格他认为是制度文化造成的。专制国家的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中国人贪利之心不影响统治者的统治,于是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骗术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但孟德斯鸠没有进一步思考政治和文化对人性格形成的作用,而是反复强调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对人的性格影响,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理由是气候炎热会使人的身体丧失力量,于是精神萎靡颓废,没有好奇心和进取心,也缺少宽容豁达的感情。相比较而言,休谟的论证比孟德斯鸠严谨,他说:一个大帝国辖地广阔,从南到北气候地理条件差异甚大,但同一种国民性格却扩展到整个帝国,这难道不说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塑造国民的性格吗?可见休谟看出文化对人性的形成的重要性。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进一步强调社会教化对国民性格形成的重要意义。他说:强调“孩童般服从”的道德教育,使中国人的品性表里不一。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这种国民性格的象征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封闭贫瘠环境使人愚昧,专制使人充满奴性,狡诈是弱者的求生本领。“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至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已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注]这段引用了网上的资料。

  以上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格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但我总觉得没有说到最重要的点子上。为什么中国专制社会那么长,为什么至今在中国不搞专制社会就会混乱?我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不求真的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我们知道,要讲道理,首先要在争论中遵守逻辑,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人们讨论问题,最后必然演变为吵架,吵架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必然演变为暴力,一个社会常常需要有统一行动,持不同见解的人们在没有逻辑知识的情况下,除了长官说了算,还有什么办法统一认识呢?可见专制是古今非理性大国唯一的选择。中国古代民族与许多民族一样不懂逻辑知识,但问题是很少有民族宣传“弃知”。从古代“大圣弃知”到文革时“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如今大众和媒体一致蔑视主流科学,甚至北大哲学系教授们一致认为科学与宗教属同一层次的知识体系,可见道家文化是怎么影响中国人的。

  在大部分中国眼里,什么是真理?谁强势真理就在哪一边。于是几乎找不到能坚持真理的人。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个性对一个良好社会的形成是多么重要,这样的人首先表现在做事的认真,思考问题的完整,并拒绝敷衍了事。理科生要想做对一条题目至少要考虑到所有的主要因素,同样搞组织管理也需要计划周密才能实现目标的。可是许多当官的制定各种指标从来不认真计算劳动量和可行性就要手下人完成,人们做办不到的事不作假怎行。在我们的社会当官的可以通过发动一次次运动让下面人一次次作假来实现某种目的。每每这样做却没有人勇敢地出来指出其危害性,当官的早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这样做反会笑话你傻。方舟子常常指责对方习惯性说谎,可是我们的社会有谁在意习惯性作假呢?

  不求真的后果对社会的危害是一连串的。除了做事不认真,错误没人指出,没有讨论和争论的社会风气,争论常常变为谩骂,每个人对批评的承受力非常有限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私。当正确意见没有听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微弱的。于是社会问题关我什么事,剩下只有做自己的事了。于是伸张正义的人很少有人支持,相反骗子们会联手攻击揭露他们的人,而且每每总是得势。

  社会是需要真诚合作的,对骗子总是容忍而不疾恶如仇,这个社会会有多少正能量。财富可通过欺骗获得则何必要费劳费神合理合法获得。不求真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导致人的道德品德的败坏和智商的低下。一个不求真的人说话会注意逻辑吗?社会没有人重视逻辑,有谁会以不讲理为耻?习惯不讲理的人们怎么可能养成细致分析问题的习惯。中医在中国90%以上的人相信,可见中国人的判断能力。如果你反对中医,人们首先想到是你反华,不管你怎么强调科学需要逻辑需要验证,他还是认为自古传下来的东西就是对的有用的,存在就是合理。这种粗糙思维笼统思维表现在我们社会方方面面。下面就以方黑们如何攻击方舟子的具体事例来说明我们的社会理性水平有多低。

  方舟子以打学术假著名,方黑们要想败坏方的名声,先是说方本人的文章抄袭,后又把矛头对准其夫人,做这种事情本来就非常愚蠢,因为很容易让人看出是对方的恶意攻击,想让方舟子就此住手。更愚蠢的是选择方夫人刘菊花多年前的硕士论文来做文章。花了许多精力搞了一个对照本,动员了155个文人来告一个打假夫人的状这太可笑了。更可笑是其中的逻辑。但这个逻辑荒唐连一些支持方舟子人也没有看出来,认为方确实打假用双重标准,可见我们社会的人们的逻辑基础差到非常容易被恶人煽动的程度。简略的概括方黑们打假刘菊花的逻辑是:复制率高→抄袭→剽窃→“假的就是假的与时间无关”。笼统思维惯了的人们自然难以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但只要受过一定的逻辑训练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假的就是假的与时间无关”这句话本身不错,但复制率高等于抄袭吗?抄袭等于剽窃吗?许多批判或评论性的文章复制率总是很高的,比如方舟子驳斥崔永元反转谎言就是如此。这类文章需要大量引用,难道这算是抄袭?如果这算是抄袭,则那告刘菊花状的对照本本身就是抄袭。抄袭与剽窃词义大致相同,但也有区别。抄袭的内容不一定都能误导读者把别人的观点认为是自己的观点,没有误导就不能算是剽窃,比如抄袭的是一些新闻事实或教课书上的东西。可见“复制率高”、“抄袭”和“剽窃”虽然是近义词但细节上是有区别的,这样的推理违背了逻辑上的同一律。一些推理能力差的人主要毛病就是同一律问题。我教了许多年大专,这几年让大专生求两电荷周围的电场强度,几乎每个班90%以上的学生都求错,错就错在搞不清点电荷场强公式中的距离是哪一段距离(同一律问题)。这就是现在中国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我有一篇网络文章详细分析刘菊花论文:全文仅31000字的文章引用了90多篇文章,有大量尾注,没有注出部分都是一些新闻事实,皆可以辨出不是她自己的观点,这算是剽窃?不是剽窃性质的抄袭其目的是投机取巧,但哪有一个习惯投机取巧的人去研究90多篇文章写仅三万字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复制量大只能说不符合后来制定的规范。假的就是假的,和时间当然没有关系。但是规范不规范与时间无关吗?那155个文人有许多都是教授,就这样逻辑水平的教授?难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被人看了起。

  关于方崔转基因之辩,建议方舟子不要再继续了。崔永元的一些言论让我感觉他的精神并不正常。我虽然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我有一个害了20多年的忧郁症夫人。我很怀疑现在的医疗技术真的能把忧郁症治好。现在治疗忧郁症药几乎都是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但我觉得忧郁症病人不只是影响情绪的神经递质缺乏造成的,还有其它神经递质缺乏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夫人即使在不发病时,思维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对别人的批评的话过分敏感,容易片面理解别人的语言,多疑固执,思考问题不完整等。从崔永元最近的谈话中感觉他甚至有受迫害妄想症。从“私下向你单位偷偷告状”到“攻击”他的父亲,编造这种无中生有的故事,这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症人的所为(只要问问中央电视台有没有方的告状,很容易搞清楚崔有没有受迫害妄想症的。不解的是作为政府的网站为什么不向中央电视台了解一下,是否人民网的记者编辑都病了,还是都被有钱的恶人控制了?)。

  崔永元有个陈一文这样一个顾问,也说明崔即使没有病也逻辑能力很差。陈一文既支持中医,又反转基因,又支持气功,又支持水变油,还搞地震预测。其中只要有一项就够说明他的逻辑水平和科学素质很差了。在中国看了黄帝新装的故事会很好笑,但却相信看不见的经络存在。这些人不觉得自己大脑有问题?如果经络是我们还无法看不到的暗物质组成的,那么你怎么不怀疑黄帝新装也是由暗物质构成的呢?特殊的案例需要特殊的证据。非常识可以解释的东西虽说不一定不存在,但比你说它一定存在靠谱吧!你都用经络理论治病了,这说明你完全相信它的存在了。你不觉得这与黄帝新装一样搞笑吗?同样,许驭水变油理论就算很有道理,它也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是完全正确,需要主流科学家的鉴定和其所能预言的实验检验,可是连一个可重复的实验都没有,你怎么那么确信无疑,并认为有人恶意迫害呢?地震也许确实可以引起某些动物的异常,但动物的异常一定不只是地震引起的,同样许多现象都不是与地震完全对应的关系,你凭什么说地震可以预报(目前的地震预报只能利用声速和光速差来提前一点点预报)?为什么你总是用一两个不确定的个例不加思索地上升到确定性的全称判断?我想以上的推理懂点逻辑知识就并不太难,但在中国会有许多有头有脸的人会把陈一文看成是一个人才,只能说这块土地太愚昧了。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中华文化中最缺的就是理性,就是逻辑。只是许多学者没有特别重视它,以致让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不知道要特别重视逻辑训练。没有受过逻辑训练的人,常把近义词混同为同义词;把中性词看成贬义词;把反对关系看成是矛盾关系;把可能性混同于必然性;把或然性混同确定性;把特称判断混同于全称判断…。缺少逻辑的人们无法讨论问题,这已在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中医的讨论还是转基因的讨论最后都是演变为谩骂。骗子从中总能获利。现在的政府高层开始用实际行动反腐败了这是十分可喜的,但这样的环境不是反几个贪官能够解决的。引用中医的语言,反贪是治标,反腐败文化才治本。文化为什么是本,因为人们的世界观是有成长环境的文化决定的。生活中的判断与科学中的判断不太同。科学知识是有条理的细分的,这让从事科学的人思维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完整的推理,但生活是杂乱的,所以生活中的问题常常需要全方位的思考,所以常常会调用大脑中各部分信息,这时世界观就显示出重要性来。理性的文化环境让人们重视学习和讨论,容易形成先进的世界观,让人有理想,讲道理,讲规则,尊重规律,以创新贡献奉献为价值观;愚昧的文化环境, 人们视真理为粪土,只知追名逐利,完全没有社会概念,其价值观中只有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小世界,一切妨碍自己利益的人不管好坏对错都是自己的死敌。愚昧的文化环境贪官必定大大多于理性的文化环境,并且消灭几个贪官还会生出更多的贪官。愚昧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很难制定出完善可行的法规,而就算有较好的法规,社会化程度很低的人们也不会认真执行它,即有法不依是常事。可见建立以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的重要性。当然反腐朽文化不是反一切传统文化,儒家经典有许多是非常好的文化,道家文化中也有许多精华的部分,比如辩证思想,孙子兵法就认为源于道家。我只是反对对社会最有害的道家的自然主义和反智主义,因为它们是道家的核心思想所以我才在许多文章里极力反对道教。我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再是象孟德斯鸠和赫尔德描述的那样丑陋,我希望在我们电视上看到的中国成年人不再是孩童般的幼稚表情。

(XYS201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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